摘要：差异协同律揭示了系统物质世界的源泉和动因。世界文化是多元化的，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也影响着世界大国关系。分析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对立以及同一性，阐释了东西方文化的对立统一对世界大国关系的影响。作为东西方文化冲突焦点的中美关系，差异是关系演化的动力来源，协同是健康发展的路径，认为中美关系应该保持差异协同。从大国关系的动态博弈过程和差异协同规律出发，提出非零和博弈应成为国际准则。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跨文明交往研究”(21CKS049)

关键词：差异；协同；大国关系

作者简介：黄飞凯，电子科技大学讲师；任思奇，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副教授；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综观全球形势，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国际格局的大变革和大调整更加突出，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更为明显。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有的局部武装冲突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全球多个国家均出现资源透支，经济和社会矛盾更为突出，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大国之间的博弈日趋激化。大国之间的力量博弈，对全球经济发展与世界和平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迎接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应该是全球国家的共同任务和使命，大国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尤为重要。在全球治理新形势下正确看待大国的竞争与合作，妥善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对大国关系的影响

世界上的大国关系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国家之间存在战略竞争，在许多方面也存在相互联系，从总体上来看大国关系就是一个具有系统特征的差异共同体。这个系统内国家关系的差异性、协同性推动着系统的发展。在差异的所有载体形式中，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极其重要，关乎到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发展。文化深植于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与生活经验之中，是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国民心理、精神样态的整体反映[1]。文化的长期积淀会逐渐塑造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国家之间这种有差别的价值观念共同呈现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特征，随着社会发展，这种多元差异也在变化和发展。

1.1 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差异

世界各地的地理环境不同，人类在特定的环境中长期生活，其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会相对固定，进而发展形成人类多种多样的文明。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造一方文化。按照地域文化、行政区划等不同的划分依据，世界上各个国家、地区的文化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化的实体是文明，不同的文化就体现为了不同的文明形式，提出了世界存在西方文明、中华文明等八大文明[2]。而从地理的意义上，人们依据各个国家处于经线的东西方位置划分了东半球国家和西半球国家，由此也产生了最初东西方文明在地理位置意义上的区别。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上取得领先地位，这时东西方国家的概念就超越了传统地理位置概念而带有了阶级对立的性质，东、西方文化也就经常成为了多元文化间冲突的焦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地理上位于西半球，被称为西方国家，而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位于东半球，被称为东方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客观上强化了东西方文化对立的现状。这种对立在中美建交之后有所改变，直到苏东剧变之后才有所缓解。可见，世界多元文化的划分，特别是东西方国家文化的差异，并非简单的因地域不同而带有不同的特色，更多的还体现了政治制度、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别，这对我们分析当前世界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

1.2 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

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在各自的文明体系内或者地理区域范围内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结构与秩序，并且随着世界的发展而发展[3]。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开拓全球市场，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世界上各个国家、地区、民族之间交流和联系日渐增强，世界文化也在全球化浪潮中实现多样化发展。

一方面，世界文化在交互中融合。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联系日趋紧密，文化的交互性也不断增强。人们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全球化发展也在推动着世界文化的全球化拓展，当今世界，很多产品都在生产、交换、消费的某个甚至各个环节中实现了跨国流通，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国家的文化也伴随着产品的流通实现全球流通。不同文化体系相互交流、吸收、借鉴，在丰富原有文化体系内容的同时，也推动着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比如，饮食文化的交融就是很直观的例子，几乎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中餐馆，同样，中国的各个城市都有西餐厅。这种文化交融，体现为日常生活的趋同性，也强化了文化体系的包容性，客观上也推动着国家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另一方面，世界文化在差异化中发展。世界不同国家的文化之间存在固有的差异性，虽然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了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流融合，但不能轻易弥合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不同文化的交流互动过程中，同样的也会面临文化对立。这是因为不同文化都有各自的产生根源，经历了长期的沉淀和发展，有各自的民族背景、逻辑体系、文化认同等等，当遭遇与本身不相同的文化体系时，文化内容差异越大的文化体系之间，这种对立就会更明显。另外，近年来，世界上“逆全球化”的现象不断凸显，一些国家民粹主义抬头，这造成了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新的差异和对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正常的国际秩序造成了破坏，也加剧了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对立。

2 理解东西方文化的对立统一是处理大国关系的前提

系统辩证论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差异协同律立论的基础。根据这一规律，任何事物都同周围的一切事物处于对立统一关系之中，这种对立统一表现在任何事物都是诸多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包含着许多对立面，同时，一切事物和现象又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个世界是由无数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事物所构成的统一体，任何事物都是这个统一整体中的一个部分或环节[4]。作为对世界大国关系有重要影响的东西方文化具有不同特色和特征，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

2.1 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和对立

差异协同律认为，差异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过程之中，并贯穿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也符合这一规律，两种文化之间差异十分明显，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严重的对立，这种对立在国家关系上也有直接的反映。很多学者都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和对立做过研究，提出二者之间存在的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对立、喜欢静与喜欢动的差别、内敛与扩张的对立差异等观点。无论从文明、人的性格、社会性质或者其他的维度加以区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别和对立最直观的体现还是在于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的思维差异。东方人的思维模式通常是从大到小，从宏观到微观，从国家到个人，先集体后个人，先总体后局部，倾向于从大的概念到小的概念的逻辑顺序。比如，中国人写信封的时候地址顺序是从大到小。中医应用系统思维，认为五脏六腑肌肉骨骼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制约，是把人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治疗。对比之下，西方人思维与东方人的思维在很多方面完全相反。西方人思维模式是从小到大，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人到国家，权力体系也更多是从下到上。西方人更注重实质、实效，不是特别看重形式。如在写信封的方式上，西方人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而西医与中医的理念也不同，西医追求精准治疗，治疗的方式是直接作用于疾病点。

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思维差别源于不同国家的地理环境不同，生活方式各有特点，文化背景有差异等，不同的思维方式自然也会导致各自行为上的差异，尤其“由大到小”和“由小到大”这类思维方式会使得不同国家的人行为方式完全不同。在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事务过程中，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也会体现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理方式，当不能有效的管控分歧时，国家之间就可能出现尖锐的矛盾和对立。

2.2 东西方文化的同一性

矛盾反映的是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的对立和同一关系。对立和同一作为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二者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同一以差别和对立为前提，任何差别和对立又总是和同一相联结。可以说，一切事物中有差别和对立，就必然会存在同一。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很多差别，但并不是完全对立、不能同一的。如果只是看到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对立，没有看到东西方文化的同一性，就是违背了对立统一规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方文化之间具有同一性也是必然的。

首先，东西方文化的对立是人创设的。地理意义上的东方、西方是人赋予的概念，就像我们说太阳东升西降，是人先确立了东西方的位置，然后才有了东西方的方位和东西方国家的划分，这不是天然形成的观念。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也是相同的，不管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或者具体某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人类在发展中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文化，赋予了其一定的意义，然后才有文化的差别和对立。从根本上来说，文化起源就是多元的，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忽略不同文化的各自价值以及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价值，人为地建立文化之间的对立关系，试图用一种文化去代替另一种文化就是没有用系统观点看待人类文明本身。

其次，东西方文化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东西方文化虽然各自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其内容表现也各有不同，但是在文化内核中包含着相似的元素和理念。例如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等，这些在西方文化中同样是很重要的内容，如果只是看这些元素和内容，并不能直接区分东西方文化。在当下，国家关系面临着多种多样的冲击，东西方文化都希望借助于理性对话的形式，基于平等互利互惠地解决各种矛盾，建立更加公正合理、平衡有序的国际价值秩序。

最后，全球化推动东西方文化同一发展。全球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全球化，而文化在全球化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文化本身就具有跨国界的特征，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文化资源全球调配、文化成果全球生产、文化产品全球共享，不同类型的文化不断超越地域的界限表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这个过程中，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逐渐被全球化所具有的强大同质化力量抹平，各个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渐趋同，不同文化的同一性表现越发明显。

2.3 坚持东西方文化的对立统一

任何事物都和其他事物处于对立统一关系之中，对立统一规律既承认事物对立面的斗争性，也承认对立面的同一性。正是在同一性和斗争性共同作用下，事物才不断的变化发展。东西方文化之间既有对立面的斗争，也有同一性，从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角度上，二者是互补的。东西方文化的共同存在，实现了从不同角度、多个层次看世界文化的可能。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只用东方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的一个角度并不能穷尽其全貌，东西方文化之间也不能互相替代，唯有坚持对立统一，全面把握东西方文化的对立性和同一性才有可能对世界文化形成较全面的认识。

坚持东西方文化的对立统一需要尊重世界文化多元化，处理好不同类型文化之间关系。尽管以西方文化为背景所提出的多元文化主义看到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并没有打破东西方文化敌对的思维。因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提出的强势文化必然战胜弱势文化的观点，主要还是在强调文化之间的对立。正确认识自身文化，做到与不同文化包容共存，才应该是处理不同文化之间关系所应秉持的正确态度。也只有正确理解与对待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处理世界大国关系。

3 中美关系应该保持差异协同

在当今时代，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直接反映在国家关系层面。诸多冲突关系中，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尤为引人瞩目。中美两国之间冲突的缓和对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差异协同理论为处理好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启示。

3.1 差异是中美关系演化的动力来源

差异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差异就没有量子涨落，没有自组织、没有演化、没有系统、没有生命，也就没有多元化的世界，没有人类的进步[5]。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在每一个系统中以及不同系统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有了差异的存在，才有系统的动态演化[6]。如果认识不到差异的普遍存在，也就无从发现系统事物演化中的动力源泉。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系统，中国与美国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正因为中美之间差异的存在，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动态发展。

中美的所有差异之中，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是最显著的，这种差异导致了两国关系在很长一段时期的对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开始逐步调整对华关系，尽管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有差异，但是双方基于共识，打破了对意识形态的固有偏见与观念束缚，实现了不同制度国家和人民和平相处。这说明，差异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被超越，存在差异的基础上也可以管控分歧，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当前，中美关系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强大，而美国则相对衰落，美国对华认识开始发生转变，把中国定位为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持续性挑战的全球竞争对手。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拜登政府执政后，称要同中国进行“极端的竞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的其任内首份对华政策演讲中，妄称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最严重、长期性挑战”,美国政府也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敌对性的措施，一直联合盟友对中国展开全面围堵，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中美之间的差异再次凸显。这种差异推动着中美关系产生新变化，主要反映在由合作走向竞争对抗。

3.2 协同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路径

根据协同学的观点，由大量子系统构成的非平衡态系统在系统从无序向有序转化的过程中，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协同和相干效应，在一系列非线性作用和组织结构的变化后实现新的有序状态。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协同提供了系统要素新的集成的有效路径。如果没有协同，人类就不能生存，社会就不能进步。同时，也要看到，协同的前提是差异的存在，差异的广泛存在也呼唤着协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中都存在着差异中的协同[7]。多元的世界文化影响着多元价值的世界体系，如果各个国家不能互相尊重，管控分歧，那国家关系必然呈现的是一种无序状态，国家之间会充斥对立和斗争。只有各个国家协同合作，实现互补，才能共享世界高质量的发展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呈现着动态平衡的演进过程，在对立中也有共识，在合作中也有纷争，但是只有协作才能实现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

作为中美两个大国来讲，每个国家的文化样态、价值观念都有各自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生产生活实践，每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并不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意愿。不考虑文化背景和具体国情，片面强调美国价值或者中国价值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协同，应该建立在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上，承认差异、尊重多样，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与中国完全不同，不能要求中国改变成与美国一样。同理，中国现在也不能要求美国的制度与自己保持一致。只有这样，才会最大程度地减少摩擦。

3.3 中美关系应保持差异协同

乌杰认为，差异与协同是辩证的统一，任何系统都是差异和协同的整体、同一体。系统的发展是系统功能耦合的结果，来源于系统内部要素差异协同的自组织运动。系统间的差异在一定条件下是绝对的，协同是相对的，差异与协同之间既存在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又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4]。消除文化隔阂和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差异，超越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建立国家间的共识，这是保持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中最核心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我们讨论东西方国家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都是基于“东西方”或者“中美”这个层面。这种思维方式是基于“中国——美国”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对立的二元思维，不管站哪一方的角度上，都只是看到了各自利益的差异，自然不利于互相理解、管控分歧。处理好中美关系，就必须找到协同的路径，那就是突破二维平面进入三维立体空间，换个维度从更高层面来看，把差异与协同辩证统一起来。

作为东西方冲突焦点的中美关系，解决矛盾的路径就在于差异中的协同合作。要应用差异协同规律理解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关系，这种关系就如同阴与阳、正和负之间形成的对称且平等的和谐关系。这种关系与太极图结构类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伴并且相生，同时共存也要相互促进，谁也不能离开谁，谁也不要消灭谁。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多元包容、合作互助作为协同整合各种要素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在发展中美关系中同样是适用的[8]。多元包容，就是尊重个性差异、价值观差异、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以及文化和信仰上的差异。思维差异、制度差别，以及在一些国际问题处理上存在的分歧，并不意味着解决的方案就是一方消灭另外一方。东西方国家共存、中美国际关系合作的两极结构才是符合国际关系发展的实际。

4 正确处理大国关系应建立非零和博弈的国际准则

国际准则指的是在国际交往中被大多数国家承认并遵守的行为规范。国际准则应有利于推动国家之间建立平等、和平、稳定、互信的合作关系，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在大国博弈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基于差异协同理论建立国际准则尤为重要。

4.1 世界大国关系演变是博弈过程

博弈论是研究发生直接相互作用的决策主体进行决策以及决策均衡问题的理论[9]。作为国际交往的主体，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被认为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与其他国家建立国际关系开展国际交往过程中追求自身的利益诉求，且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潜在动力，也当然存在博弈行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东西方文化的对立性、国家关系差异性等多种因素决定了国家交往必然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世界上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实力更强大，对国际秩序产生的影响更为广泛，大国关系的博弈对全球格局的影响更为深刻，博弈论的视角为差异协同理论下研究大国关系提供了新的启示。

在国际关系博弈中，国际交往可以看作是具体博弈活动，国家一般是根据自身的决策能力、期望的收益、所掌握的信息采取相应的博弈策略，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博弈可以划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最大化收益博弈和次优收益博弈、单次博弈和多次博弈、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等类型[10]。国际关系中应用博弈论常用的分析模型是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博弈论为国家提供了面临冲突和危机时做出何种合理选择的策略，同时也为处理国家关系提供了具体的手段。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异涵盖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等，驱动国家之间产生竞争对立，这也是国家关系发展的动力来源。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国家之间也会发生协同，走向合作。因此，世界上大国关系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国际准则也要符合动态博弈的需要。

4.2 基于差异协同的国际准则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锋与交融增进了国家民族间联系。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依然严峻，需要各国合作共商的议题层出不穷，由此迫切需要国与国之间务实合作。但东西方文化的长期对立，进一步放大了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强化了东西方国家的对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强化以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为先导，将整个世界划分为认同其价值观念和不认同其价值观念的两种类型，认同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作为自身盟友，凡是不认同的都划归为另外一个对立阵营加以孤立和打击。这根本上在于美国的零和博弈思维模式，认为国家之间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如果一方获利另外一方就一定会有损失，不会出现双赢或者几方共赢的结果。

系统辩证论认为，系统的差异协同是普遍的，矛盾的对立斗争则是相对的，矛盾只是差异发展的特殊阶段。差异是普遍的，对立是少数的，斗争是个别的，差异并不当然就会发展为矛盾和对立，差异在一般条件下能够协同、融合、和谐、一致，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激化为矛盾[4]。零和博弈片面地突出了国家之间的差异，强调国家之间矛盾的对立性，没有看到差异与矛盾的区别以及国家间差异与矛盾的转化条件，由此带来的是国家关系中的全面竞争路线的推行，不仅对美中两个国家的发展以及两国人民的正常生活产生影响，还强化了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对立，破坏了正常的国际秩序，因此，在国际准则中要抛弃零和思维。

4.3 非零和博弈应成为国际准则

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各个国家越来越认识到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对世界和平稳定带来的危害，逐渐凝聚合作共赢的共识，零和博弈的模式正在被打破，各国寻求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以世界人民共同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核心塑造新的价值共识。在此背景之下，非零和博弈成为国际准则是应有之义。

首先，非零和博弈成为国际准则符合多数国家思想共识。非零和博弈思维下的竞争不是排他性的，各方的收益总和不是零值。与零和博弈对比，非零和博弈中冲突和合作都可以存在，两个或多个参与者可能都获胜，博弈结果拥有双赢或者多赢的可能性，特别是一方有所得并不会一定是另一方之有所失。国际关系中的非零和博弈，更加注重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和互惠性，强调国家之间的互利性，与零和博弈相反，非零和博弈努力实现双赢、共赢或者多赢，这一准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根基。

其次，非零和博弈成为国际准则符合大国关系差异协同发展的现实需要。世界大国在文化、发展阶段、社会性质等方面存在客观差异，比如中国和美国的社会性质差异，美国和印度的发展阶段差异等，但最根本的是存在国家利益的差异。差异及其作用会导致国家关系的不平衡发展，大国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与其他大国产生对立和竞争，甚至要求其他国家必须“选边站”,这损害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影响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这种不平衡的发展难以持续，不平衡的经济全球化也难以持续。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在当今时代固守冷战思维、坚持零和博弈必然是损人不利己，超越差异和对立之上的协同才是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现实出路。坚持差异协同与非零和博弈在本质上就实现了趋同，那就是强调的是合作下的博弈，给所有国家提供更多发言权和公平的发展机会，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最后，非零和博弈符合合作共赢的价值追求。差异创造了多样化的精彩，提供了协同的基础，也产生了博弈的必然。大国博弈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多个层面，有零和博弈的争夺，有非零和博弈的需要。当今时代，大国博弈已经很难实现一个国家彻底消灭另外一个国家，博弈的过程也经常体现在竞争与合作并存。当所有国家的利益都不能被忽略、被减少的时候，跳出大国零和博弈的思维困境，寻求合作共赢才是现实的路径。各个国家都应秉持非零和博弈思维，努力构建基于非零和博弈的国际准则，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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