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过程也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矛盾运动的过程。如果经济增速偏离合理区间过高或过低，就会表现为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增速过高，表现为总量供不应求、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失衡；增速过低，表现为总量供大于求、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失衡）。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已偏离合理区间较多，供大于求的宏观经济总量失衡较为严重。市场引导的需求收缩力度已很大。

合理经济增长率与宏观经济总量平衡

经济增长过程也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矛盾运动的过程。如果经济增速偏离合理区间过高或过低，就会表现为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增速过高，表现为总量供不应求、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失衡；增速过低，表现为总量供大于求、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失衡）。

在市场调节条件下，供求总量失衡和经济增速偏离合理区间后会出现自我加速趋势。市场供求调节机制会使宏观经济总量失衡持续加剧，使经济增速加快偏离合理区间，这也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对市场机制可能引发的这一严重问题，必须依靠政府的科学宏观调控，必须及时加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及时扭转市场引导的总量失衡问题发展。

科学的宏观调控，必须准确把握宏观经济总量失衡的程度，准确判断经济增长率偏离合理区间的程度。必须明确经济的合理增长区间，进而确定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的目标和政策力度。

合理经济增长区间

合理的经济增长区间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以及供给增长潜力。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着经济结构变化的潜力，这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源泉；既有的产业体系及人力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供给条件，决定着供给最大增长潜力，决定着在结构性增长能量推动下经济增速的最高水平。而市场需求的特定水平，则决定着经济增长潜力释放的程度。已经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是供给与需求因素复杂联系、共同决定的结果。

判断合理的经济增长区间，先要判断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把握经济结构变动的潜力。中国式现代化走过了一条与西方现代化极不相同的道路，这要求我们在评估中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时，既要参照国际比较研究的一般结论，更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自身的道路特点及其所决定的发展阶段特征。要注意到，中国式现代化起步阶段的特征与西方大不相同。从起步资金的水平看，西方现代化依靠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是海外殖民、黑奴贩运、武力扩张等，比较迅速地聚集了资金和财富，使其现代化起步资金达到较高水平。从历史统计资料看，1870年美国人均GDP已达到726美元（2000年美元，下同），1895年日本人均GDP也达到了475美元。与之比较，中国式现代化起步（以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为起点）时，人均GDP仅有61美元。可见中国式现代化起步资金水平远低于西方国家现代化起步之时的水平。

关于现代化

现代化起步主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表现为经济结构从农业农村为主持续向工业、城市为主转变，城市化还会带动服务业的发展。建设工业制造业体系和城市体系，需要大量资金。西方现代化起步资金比较充裕，因此在这个方面未遇到明显制约，可以依靠市场机制，在供求关系变化的调节下拉动工业化和城市化活动。与之联系，其经济结构矛盾也不突出（包括轻重工业之间的结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步伐等均大体同步）。再看中国式现代化的起步条件，起步资金水平非常低，基本是一穷二白。在这个条件下，如果依靠市场机制调节，优先发展的只能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和轻工业。但这样的模式不能有效地建设起中国的工业制造业体系，无法使工业制造能力快速提高。而且若以市场调节为主，则必须突出个体生产经营者和企业的利益，必须以小我利益实现为主。这一模式在农村会引起农业土地所有权的重新集中；在城市会形成企业主与工人之间围绕收入分配的尖锐矛盾（企业扩张需要资本快速增值，这会导致对工资水平的不断挤压；在工业企业数量有限，谋求工厂岗位的劳动者迅速增加时，会非常突出）。因此，这一模式会使阶级斗争重新加剧。所以，中国式现代化起步，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依靠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如此才能够有效克服起步资金严重不足和收入分配矛盾尖锐等困难，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推动中国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回顾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正是沿着这一道路，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

我们依靠社会主义突出大我的制度优势。一方面使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另一方面则充分调动全体人民建设新社会的澎湃热情；一方面确保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另一方面则强调低消费、高积累的原则，动员人民勒紧裤腰带搞建设，为新中国的快速强盛无私奉献、勤奋劳动。与之匹配，实行了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把全体人民勤俭节约汇集的资金，有效集中于工厂建设并带动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建设工厂需要的重化工原材料产业，提供机械设备的重加工业等）。总体形成了集中力量建设工厂，迅速推动工业制造业发展的效果。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制造业体系快速形成，中国快速从农业国转向了工业国。1952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7.6%,1978年则提高到44%。依靠自己的工业制造业，中国完成了“两弹一星”的大国重器制造。在看到这些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注意到非常突出的经济结构矛盾。其一是工业内部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为工厂建设服务的重工业比重很大，为生活服务的轻工业比重很小；其二是工业化与城镇化步伐严重失调，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17.9%，与工业占GDP比重超过40%，形成很大反差。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必须尽快解决这些突出矛盾。需要注意的是，经济结构失衡的突出矛盾，同时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从哲学和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看，也是如此。民生补课、轻工业补课、城镇化补课等，都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阶段性任务的转变，及时将全体人民节衣缩食、勤奋劳动所形成的工业化成果，全面用于改善民生。明确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基本方针；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中国生产力水平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特点，果断实施了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把收入分配的大头让给居民和企业，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让给企业，投资的自主权让给地方。由此很快引入了市场机制调节，极大释放了全体人民生活改善的巨大需求，通过市场调节，带动轻工业等服务民生改善的产业快速发展；带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由此使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全面提速的发展阶段。经过40年的高增长，中国已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其独特的起步阶段、全面提速阶段显示了这一道路模式所蕴含的巨大结构变化能量，远大于西方模式。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但结构变化能量依然巨大。市场调节下的工业结构调整、城镇化补课等完成后，短缺现象基本消除，全面提速阶段的卖方市场特征全面转向买方市场特征，中国经济从“有没有”阶段转入了“好不好”阶段。这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从全面提速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客观必然性。

需要注意的是，在工业内部结构性矛盾、工业化与城镇化内在协调等矛盾基本解决后，新的经济结构矛盾又凸显出来。主要是市场调节下的经济高增长所形成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特别是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的矛盾。2023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处于收入分配警戒线（0.4）之上，高于主要发达国家。202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3万美元，但据有关统计调查，仍然有5.5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年收入低于12000元。因此，使14亿中国人实现共同富裕，仍然需要推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此外，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不到50%，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差距明显；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仍然很大。综合看，中国当前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等结构变化潜力仍然巨大。以上分析也提示我们，由于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道路和模式存在重大不同，因此依据国际比较研究取得的结论，决不可简单对标中国。例如进入高收入国家后（世界银行2024年发布的高收入国家起点水平为人均国民总收入1.38万美元，中国距此已较近），经济增速均明显回落的结论，就不能简单对标中国。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特点、国情特点完全不支持这一比较研究的结论。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看，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起飞阶段。

我国经济供给增长潜力

分析研判中国经济当前所处发展阶段后，判断经济合理增长区间，还需要分析供给增长潜力。其主要决定于，第一，现有的产业体系及生产能力；第二，支持产业体系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的要素资源条件，包括人力人才、资金、技术等。中国现在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所列出的全部产业门类，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是世界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工业制造业体系。此外，基础设施建设施工能力位居世界前列。

经过第一个百年的持续努力，中国已拥有强大的生产供给能力。从要素供给方面看，2024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总量为8.58亿人，2023年城镇就业总量为4.7亿人左右，据此推算城镇以外的劳动年龄人口近4亿人。其中包括在校大中专生（大体为16～22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包括高中学生）9000多万人，农民工2.99亿人（其中外出务工1.79亿人）。2025年应届高校毕业生预计为1222万人，较2024年又增加43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预计超过500万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预计增加200万人以上。据此测算，2025年新增待就业人口超过1900万人。这表明尽管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边际减少，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存量规模巨大，人力人才资源供给仍然充裕。1982—2008年，我国国民总储蓄率平均为39.81%，近年来则保持在45%左右。储蓄率水平呈平稳提高态势。大大高于美国（18%）和日本（28%），资金供给充裕。技术要素方面，经过几十年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持续学习过程，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应用技术供给体系。2024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达36130亿元，占名义GDP的比重达2.68%，已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2.11%）。我国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大科学装置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持续较快增长，已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综上，中国仍然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人才资源、雄厚的资金资源、加快提高的技术资源。要素资源保障条件与高增长时期比较并未变差，对供给能力持续扩大的支持力度并未下降。

1978—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0.1%；与那个时期比较，中国式现代化所处发展阶段提供的结构变化潜力、当前拥有的供给潜力等均未明显减弱，综合分析，中国当前的潜在增长率仍然在8%以上。考虑充分就业和生产潜能充分发挥、适度的市场竞争、资源环境保护、宏观经济总量平衡、价格稳定等多方面因素，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合理增长区间宜保持在7.5%～8.5%之间。

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比较普遍地使用生产函数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依据对人力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供给条件分析，判断供给的最大增长潜力，进而确定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是可行的；而如果依据既有的经济增长数据，推测要素供给条件变化，则存在较大问题。原因是，经济增长率既决定于供给因素，也决定于需求因素。因此，将实际经济增长率数据代入生产函数模型，进而得到的要素投入产出水平变化，非常不可靠，因为很可能包含需求因素变化的影响。例如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就主要受需求收缩的影响，与要素供给条件并无明确联系。

加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尽快扭转市场引导的需求收缩

基于前面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已偏离合理区间较多，供大于求的宏观经济总量失衡较为严重。市场引导的需求收缩力度已很大。

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持续回落，主要由于需求收缩的发展。具体分析，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异常严峻，外贸出口增速大幅下降。2010—2024年，中国外贸出口（美元）增长率由31.3%回落到5.9%。国内看，受发展不平衡问题，特别是城镇化推进不平衡问题的影响，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并带动制造业投资大幅下降。2010—2024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从33%下滑到-10.6%，制造业投资增速从30%降低到9.2%。房地产投资加上制造业投资占总投资的50%左右，其增速大幅下降，使投资增速持续下降。2010—202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0.4%降低到3.2%。出口加上投资，占总需求的比重超过60%，出口和投资增速的大幅下降，导致总需求增速持续下降，使市场引导的需求收缩不断强化。其内在关系是：需求收缩约束了生产和供给增长，使经济增速下降；由此引起企业、居民、政府等各方面收入增速下降。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导致消费需求增速下降（2010—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比价增长率从10.4%降低到6.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从18.38%降低到3.5%），企业收入增速下降则进一步制约了其投资活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下降，也会影响到相关投资活动。因此，需求收缩会进一步加强。这就形成了需求收缩→经济增速下降→各方面收入增速下降→需求收缩的循环。当经济增长率降低到6%以下时，由市场引导的需求收缩力度必然很大（供大于求导致价格水平回落，企业经济效益下降，进而使企业生产投资活动更加谨慎；这些会通过就业形势影响到居民的收入和预期，出现“越不好挣钱，越不敢花钱”的趋势）。

有效治理市场调节的这一缺陷，必须依靠政府科学的宏观调控，必须采取足够力度的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商品生产相对应，政府负责的是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供给，这对于社会再生产和民生保障必不可少。例如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体系，城市地下管网等市政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等。而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与商品生产有重要不同。这就是其不追求投资回报率最大化，不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因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突出的是公益性、普惠性和兜底性，其与商品生产经营目标不同，规则也不同。

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建设运营，追求的是普遍无差异的保障全体人民对基础设施、市政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因此必须把提供高质量的使用价值放到首位，而不可主要追求价值实现。因此政府主导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建设运营，对市场价格变化不敏感。这就使得政府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方面的建设投资（统计方面主要列入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成为需求收缩时扩大投资、扩大需求的有效、有力手段。

面对当前需求收缩的发展，我们必须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要着力发挥好政府投资关键性带动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赤字率，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加强重点领域保障。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持续支持“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实施。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2025年我们要把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紧密结合起来，形成更高的一致性，有效有力地支持政府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全面提质升级的各类投资，推动基础设施投资水平持续显著提高，有效带动企业订单持续增加，带动企业生产投资活动持续活跃，带动就业形势持续好转，居民收入增长持续加快。加快扭转市场引导的需求收缩态势，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尽快回归合理增长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