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中老年人口在超过一定比例以后持续上升的过程。按照联合国的定义，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超过10%，或者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超过7%，标志着人口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当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被认为是进入中等老龄化阶段，超过21%就是深度（或重度）老龄化。整体而言，世界性的人口老龄化正在以不可逆转之势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人口老龄化的直接驱动力是人们生育行为的改变和寿命的不断延长，当然，人口迁移也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龄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在过去几十年间，生育率降低成为全球性趋势，低于更替水平（2.1）的总和生育率是近半数国家和地区的基本状态。与此同时，人口预期寿命持续延长，这是医疗进步、教育水平提高、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直接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对每个个体、家庭和整个社会而言，长寿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但伴随着长寿的还有不可避免的衰老和健康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就业市场、社会保障制度、健康服务体系等面临的风险和压力，乃至对整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潜力和动力的影响。

衰老机制研究与主动健康模式的推进

衰老是一种持续变化的自然过程，是生物生命周期的必然阶段，表现为机体逐渐出现退行性变化，也是人类许多与年龄相关的疾病（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其《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中，明确从疾病分类学角度将“与衰老相关的内在能力下降”定义为一个疾病类别。(1)衰老是不可避免的，但延缓衰老却是可能的，对衰老的研究由此成为世界各国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最主要途径之一。

国际社会研究衰老的生物学机制以及它们如何导致与年龄相关疾病的努力，也使得抗衰老（衰老科学）成为生命科学（包括老年医学）的一个重要新兴领域。对衰老的研究主要涵盖识别具有诊断意义的生物衰老标志物，并解析其与年龄相关的通路，开发能够延长健康寿命和健康期（即处于良好健康状态的生命时期）的干预措施，用于预防或治疗特定疾病，维持、优化或恢复老年人口保持健康生活的内在能力。2013年，Cell杂志刊登了《衰老的标志》一文，首次提出“衰老的九大标志”理论。2025年Cell杂志发表的《从老年科学到精准老年医学：理解和管理老龄化》综述，进一步将衰老的生物学标志分为原发性标志、拮抗性标志和整合性标志三大类别，涵盖分子、细胞、系统、心理、社会等14项，揭示了衰老的多维本质。(2)这些研究表明，抗衰科学正在从“描述现象”迈向“精准干预”的新阶段，多靶点“抗衰药”的问世、营养与生活方式干预、以多组学数据为基础的精准老年医学的兴起，正在形成抗衰干预的多元路径。(3)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抗衰老研究及其成果的运用将使得老年人口能够拥有更长的健康寿命，极大地降低老年人群的疾病发生率，有效减轻对医疗健康体系的压力，并为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执行的基础。

在生命科学和医学迅猛发展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当前的医学健康模式，并反思应对老龄化挑战的诸多政策措施。当前的医学模式基本能够有效应对传染性疾病，但对慢性病等非传染性疾病并不是最有效的。在过去20年里，我国诊疗人次增长率是人口增长率的21倍，卫生费用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1.7倍。目前我国超过75%的老年人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成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分别达2.45亿和1.41亿，慢性病相关支出已占据中国医疗总费用的70%以上。(1)未来2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如果这样的趋势延续，全民医保有一天将捉襟见肘。医疗模式的困境需要通过整个健康体系的重构来化解，老年人口群体的健康促进需要更有效地利用科学技术和进一步优化健康服务体系。

“主动健康”正在成为社会医学模式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核心策略之一。主动健康是一种以人为本、以健康为中心的理念，不仅强调个人和社会在预防疾病中的角色，更提倡主动管理健康状况，实现从医生主动向个人主动、从治病到防病的重大转变。“主动健康”倡导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积极有效的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并倡议延缓衰老、减少慢性病和残疾的发生，实现健康老龄化。为达成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医学等前沿科技，实现对老年人群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等多维度健康状况的感知、辨识、预防、干预和管理。

我们尤其需要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个体衰老进程进行多尺度测量，通过整合表型组学、基因组学、影像组学、代谢组学及生化生理指标，构建“中国人生理衰老表型模型”，建立涵盖记忆退化、情绪障碍及行为衰退的“心理衰老评估模型”，并基于队列、区域和族群特征挖掘生活方式、社会支持网络与社会经济环境对衰老进程的调控作用，构建对人口族群特质敏感的“中国人衰老图谱”。我们目前正在推进构建用于衰老早期识别的身体、心理、社会多维风险预测模型，将全景式描绘中国老年人内在能力下降、疾病发生、临终及死亡的衰老轨迹，以人机协同的运动处方等为重点，形成适合中国人的早期衰老干预策略，为老龄社会的主动健康干预提供精准导航图，进而凝炼更适合中国人和老龄社会的全生命周期的主动健康治理方案。(2)

如果说传统的健康适老化产品主要是为了适应老年群体在身体、认知等方面出现的障碍而设计生产的辅助性产品，主动健康视域下的产品和技术则要求更加注重预防性、智能化和全龄适用性。(3)主动健康需求将推动预防性筛查、精准医疗和康复器械等银发经济市场爆发，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和可穿戴设备将成为疾病管理的主流，也将在更多场景下重构相关政策的决策机制，并提高公共资源投入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的创新及产业化，为医疗健康模式从治疗疾病到延缓衰老的重大转向创造了必要条件，也酝酿着人类生命极限的新突破。

这些突破性发展让我们更加认识到，个体身体老化乃至整个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都不是单一维度、单一层面的研究对象或政策靶标，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网络。我们既需要从分子生物学层面，通过对基因、染色体、细胞等多组学的研究，探索老化的微观机制和规律；也需要从脑与心理因素，探究认知、行为与情绪及脑功能规律等介观层面（亚微观—亚宏观）的老化规律；还需要从各种社会制度因素等宏观层面，综合考虑人口、经济、文化、环境等如何通过各自的机制或独立或整合地影响着老龄化进程。

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对健康老龄化认知的影响

我们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阶段，世界经济重心正在转移，世界政治格局正在重组。而人口发展态势的快速演变、全球性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剧，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破性发展和产业变革，同样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老龄化首先表现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但从更长远的尺度看，则是一种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转变，这是人类社会几千年发展历史中未曾出现的社会形态，它必将对正在运行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安排形成巨大的冲击。对于人口老龄化本身，尽管已有很多讨论，但如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大趋势下讨论人口老龄化的风险及其应对，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短期来看，人口老龄化直接对就业市场、社会保障制度、健康服务体系等构成压力，需要在现有制度安排的基础上通过持续的政策迭代调整进行适应性变革，尽可能地降低风险以维持原有制度体系的稳定运行。长期来看，唯有相关领域根本性的制度和体系改革的启动，才可能保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可持续运行。

人类社会对于未知领域的探究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动力，对于衰老机制和健康老龄化的好奇求真，对于运用战略设计和政策工具在老龄化进程中实现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追求，都将决定我们对待老龄化的基本认知和态度，进而影响我们为应对老龄化所制定的战略和政策体系。

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遭遇的老龄化不同，中国是在信息化、网络化和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下步入老龄社会，这为我们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了空前契机与资源。曾经人们对年轻人力资源供给不足进而影响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担心，正在被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力市场重构和人机结合产生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所消解。智慧或数智养老逐渐补充甚至替代以往完全以人力为支撑的、以线下为主的养老服务模式，为老年人提供更加高效、便捷、多样的服务，推动养老服务模式向智慧化转型升级。(1)老年人口失能失智状况的评估和检测、各种老年退行性疾病的筛查、早期干预和康复等，都将大大受益于这些技术和工程成果的进步。

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治理来说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与传统科学以“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理念为核心、强调自由探索和知识的确定性不同，现代科学已经从无功利的自由探索转变为一种强大的实践力量，科学与技术的紧密结合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导致部分传统工作岗位正在被取代，将加剧社会结构性失业问题；生物技术（如克隆、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断突破传统伦理边界；大数据和监控技术的滥用使得个人信息安全受到威胁，甚至可能发展成公共安全问题。

就此而言，平衡科技进步与伦理原则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议题。(2)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除了建构普适性的科技伦理，如何尊重不同宗教和文化传统对“衰老”“死亡”“健康”的多元理解被提上时代议程，也应达成某种社会共识。

积极应对人口健康老龄化需要更有效的整合理念和系统环境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已经成为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各级政府分管部门从各自的法定职责和行政边界出发，积极落实国家的发展战略，投入大量养老资源，致力于提升老年人口的健康水平、服务质量和整体福祉，但依然存在资源使用效率较低等问题。比如，近年来投资建设的大量养老床位和机构设施，已经成为构建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但也出现一定比例的养老床位空置现象。又如，社区层面为老年人群设立专门的服务空间和设施、推进适老化改造的各种社区和家庭项目等，体现了国家对老年群体福祉的重视，但也可能导致老年人群与其他人群在公共服务和资源共享方面形成竞争性关系，还可能使异质性的老年群体在享用各种老年福利时的选择性差异进一步扩大，甚至背离普惠的初衷。

因此，在未来公共资源依然稀缺、民生需求不断增加的趋势下，提高养老资源的使用效率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这需要在三个方面作进一步的系统整合。

首先，需要进行养老资源内部使用的整合。养老服务涉及诸多领域和广泛的服务内容，这些领域尽管有各自独特的需求，但大都在养老服务的大框架之内，各级政府条线和社会组织推进的长护险护理服务、医养结合服务、助残服务、志愿者帮扶、邻里互助等有很大的协同发展空间。

其次，需要进行养老资源与其他民生投入的整合。党中央相继作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促进健康老龄化是协同推进两大战略的必然要求。比如，为提高不同人口群体的福祉，中国政府在儿童优先、男女平等、青年发展、老年友好等领域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战略规划、政策体系和保障举措。但在具体实践中，比如许多社区兴建的“活动室”“小屋”功能相对简单、重复、各自为用，资源利用率很低，它们完全可以在社区层面整合使用。又如，国家高度重视一“老”一“小”问题，在解决一“老”和一“小”问题上的资源投入有很大部分也可以协调使用，进而建构以家庭为政策导向的资源配置的中枢平台。

再次，健康老龄化的推进亦需要融合在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之中，需要更高效的政策体系整合统筹，顶层设计和执行实施的协同推进，各主体之间联动配合。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是我国首个以“银发经济”命名的政策文件。此后，国家各部委、地方各级政府相继发布了推进银发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为银发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但必须认识到，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家庭等主体，也是银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我国银发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呈现市场规模持续扩大、需求稳步增长、政策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关键技术和产品创新速度加快等基本态势，同时也面临涉老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在数量、质量、种类等方面明显滞后于市场需求，企业介入的积极性高涨但商业模式尚不成熟，产品和服务的标准体系还不健全、专业人员缺口较大等问题。银发经济与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度融合发展，银发经济与科技强国目标的有机整合，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关键性影响。

国家在科技创新、人工智能、数据平台及物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已经为银发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硬件环境。大量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将直接创造全新的适老产品和服务的产业链与价值链。比如，智能辅具将推动智慧康养产业快速发展；传统的老年产品生产将走向智能化、自动化，企业变革速度加快，不断催生出新的运营模式；服务机器人和智慧养老设备的广泛应用，将帮助社会、家庭和养老机构突破护理、管理人员的局限，为老年人口特别是失能、失智老人提供更有效的医养护理服务；数字技术融入银发经济，将推动更高效率的养老产品和养老服务的生产、流通、销售和最终消费。此外，基因与细胞治疗的临床突破，加速合成生物学与再生医学的产业化，生命科学和医疗健康行业正站在技术奇点与产业重构的临界点，(1)它们是银发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领域之一。这些技术成果应用场景的拓展有赖于各种政策的引导，其对老年人口福祉的实际影响也需要更加有力的改革创新。

探索健康老龄化的中国方案

先期老龄化国家和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借鉴。但国情不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应对和老龄问题的解决还需要自己的思考和创新，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及其应对战略亦是中国发展银发经济的基础。

在新的国家战略需求和发展定位下，伴随着人口负增长和高龄化的趋势，中国超大规模老龄社会的主动健康治理需要进一步“关口前移”，强调前瞻性和精准性的衰老干预以降本增效。新时期的主动健康治理是一个不断识别中国老年人衰老规律、族群特质并有效回应养老复杂性的过程，更是一个有效降低健康治理成本以支撑老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议题。

基于对中国人衰老图谱的精准描画，我们可以进一步构建“身—家—群—国”的中国式健康养老模式，明确个人和家庭在健康老龄化方案中的主体责任，强化基层社区和社会各界对于家庭医康养服务等的全方位支持，优化国家在推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的资源配置和引领导向。在此基础上，参照相关衰老图谱，依据不同养老服务主题，科学规划不同层次主体的资源配置形态，形成关于全生命周期主动健康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科技加持下的老龄化应对范例。

无论是讨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落实，还是银发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实现健康老龄化，都需要社会各方协调一致的努力，需要更系统的体系构建、更整合的政策设计、更有效的产业推进和更广泛的创新实践，才可能以相对较小的资源投入，最大化地实现国家发展和民众福祉提高的长远目标。传统老龄社会治理和政策的操作空间，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科技环境背景下变得越来越小，必须深化改革、不断创新、强化“系统集成”。这里的“系统集成”，是指社会大系统与各种子系统之间的关联性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仅需要人口系统内部的相互协调，而且需要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相协调，并进一步促进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空间整合。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机遇，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能够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全体人民特别是老年群体福祉不断提高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当下，需要不断挖掘老龄社会的潜在机遇，重构老龄社会治理的诸多要件，推动老年群体成为老龄社会发展的开拓者和创新者。

“银发社会与健康中国”圆桌会议

回到学科层面，老龄科学作为新兴学科，是21世纪的朝阳学科。欧美等发达国家在老龄领域布局时间较早、进展较快，涌现出一批前沿成果。而中国在科研理念、设施能力、规划配置、政策工具灵活性等方面正逐渐显示出比较优势。老龄研究越来越无法回避对于衰老机制的理解，人的衰老现象贯通生命体细胞分子结构损伤、脑认知系统性减退、心理行为模式偏移以及社会经济要素调控各层面，这使得老龄研究呈现出显著的跨学科特征。一些突破性成果几乎均因冲破学科壁垒而呈现，而更多的问题则已超出人类现有的历史经验和科学认知，给全球老龄社会治理带来了更大变数。因此，老龄社会的应对也越来越强调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探索，越来越重视各种治理机制、应用模式、体系建构的实践转化。明确老龄科学在我国学科专业目录中的定位，持续孵育高水平的研究团队和研究机构，将支持我们更快更好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老龄化应对之路，进而为全球健康老龄社会贡献“中国智慧”。

注释

(1)《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简称《国际疾病分类》),是世界卫生组织对世界各国人口的健康状况和死因差别,针对各种疾病作出的国际通用的统一分类,其中含有约5.5万个与损伤、疾病以及死因有关的独特代码。2019年5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批准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于2022年1月1日生效。

(2)Guido Kroemer,et a l.,From Gero science to Precision Geromedicine: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Aging,Cell,vol.188,no.8,2025.

(3)《<Cell>:破解衰老的科学钥匙,照亮健康长寿新纪元》,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0796985739002245&wfr=spider&for=pd。

(1)张天天:《健康老龄化产品和技术发展现状》,彭希哲主编:《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2024》,北京:华龄出版社,2024年。

(2)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银龄未来”实验室报告,2025年。

(3)张天天、罗力:《2 023年主动健康与健康老龄化:新技术与新产品的系统评价》,武留信主编:《中国健康管理与健康产业发展报告No.6(2023~202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

(1)《在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复旦人发布了这些新思想、新成果》,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23785363。

(2)Guoyu Wang,“Ethics Committees Promote Responsible Research in China,Nature Human Behavior,no.8,2024.

(1)参见毕马威:《2025中国生命科学行业概览及未来展望报告》,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cn/pdf/zh/2025/04/chinalife-sciences-sectoroverview-andoutlook.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