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立足于中外文明互鉴的视角，以推动世界中国学进入教育部专业学科目录为目标，探索构建自主的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本文将重新界定“世界中国学”的概念，以求统一国内有关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称谓，并进一步讨论其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本文提出，应把世界中国学打造成为一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兴学科，从而推动世界中国学真正服务于中国自身的学术文化建设，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中国研究中的解释力和话语影响力，提升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论述中国的主导力。

关键词：世界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新兴学科；话语影响力

作者简介：陈迪，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博士，200235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全球化格局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当今世界中国学研究担负时代使命，具有突出的应用实践与范式创新的双重特征。2023年1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贺信中要求，“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1)这为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世界中国学要做到“世界化”,需以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之上的中国理论与世界深度对话、以“中外文明互鉴”为新型范式特征，努力形成具备更强力量、具有更大影响的世界中国学研究领域，或从更长远发展和更可行路径，将其建设成一门科学规范的正式学科，构建一套自主的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本文将对后者的必要性进行阐述，分析其当前具备的现实基础，以及知识体系构建的思路、重点和应关注的问题。

一、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2)哲学社会科学的丰富与发展是体现社会发展程度、国家实力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要求发展“强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社会科学。

作为国外研究中国的学问，海外中国学时常出现程度不一的疏漏、谬误乃至偏见。世界各国中国学尤其是西方中国学，存在不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一知半解、文献翻译的明显错误和研究立场的偏离客观等多种问题。究其原因，系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影响着西方中国研究模式并延续至今，致使其对传统与现实中国问题的研究已明显解释乏力，后劲不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型难以准确解释中国历史已经发生和当代现代化进程中正在实践的各种现象，亦无法客观概括和呈现中国经验。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中国学术的深刻影响在国内部分学术对西方中国学的盲目推崇中一览无余。正如汉学家罗溥洛(Paul Ropp)所言，“中国以各种重要方式影响了西方，但也许并不比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来得更深刻”。(3)目前国内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基本停留于“译介与学科史梳理层面，赞誉与追捧者大有之，而批判与对话者则寥若晨星”。(4)一些国内学者缺乏主体性立场，落入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西方中心论”主导下的中国研究的思维模式和学术话语的窠臼，造成了一种“文化无意识”或“自我殖民”。(5)可见，长期以来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将“以我为主”的中国叙事排除在外，导致中国学研究的主体性薄弱、传播内容的中国失语和真实中国形象的失察，“这样的中国学以‘他塑’为主，而缺乏‘自塑’及其比较和互鉴，不仅不完整、不具体，更不具有主体性的本源性和原创性”。(6)

今天的中国得到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但中国在海外中国学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出现“学术逆差”,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不匹配。中国学研究中国，但当前中国学的中心并不在中国。早在民国时期，史学家陈垣就曾感慨民族学术正统的流失：“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中国本土学术何时以及何以能“超乾嘉之盛，夺欧士之 席”?(7)近 代以来中国声音在世界舞台长期“缺席”,是一个值得当今中国学界高度重视和思考的问题。“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在特定的阶段上能够摆脱其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 张’。”(8)当前，牢牢掌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话语权，加快构建具有较强解释力和穿透力、较大感召力和引领力、充分影响力和说服力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纠正盲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文化缺钙”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二、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构建的现实基础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9)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又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0)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显示出，上层建筑到了回应经济基础变化的时机：逐渐强大的社会需要愈发成熟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助力，(11)并在文化层面不断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经验，回应和解答中国发展实践中的新问题，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的崛起极大地推动了海外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中国学也由此在21世纪以来开始形成新一轮以中外交流互鉴为特征的世界中国学叙事。(12)中国学逐渐超越欧美日中国学的大国边界，日益显示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出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的智识奇观。作为认识与传播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的知识体系，世界中国学应以中外互鉴为旨归，在研究框架上不再局限于海外中国学的学术史考察，而需进行范式转型，践行系统深入的“批评的中国学”研究，即注重本土学界研究中国的解释力及其对海外中国学的影响力，使对中华文明和当代中国的本土性研究成为世界中国学知识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由国际上中国知识场域的“配角”进阶为“主角”,真正让国人自塑的中国论述影响中国主题的世界表达。“以主体性的中国书写为关照，内在地以或取鉴或批判的方式对域外中国书写展开研究，理应成为我们研究海外中国学的根本遵循。”(1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要求我们扎根中国本土，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有关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话语影响力，提升中国学者作为研究主体对海外中国学的学术引领，打造融通中外并“以我为主”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逐步构建起诠释中国经验与道路的原创性理论范式。

当前提出建构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的现实条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已发展到一定阶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逐步健全，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以世界中国学为例，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已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研究基础和力量有了长足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1950—1979年间海外中国学译介论著近400种；改革开放以来译介海外汉学、推出国内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著作已达3600种。(14)同时，在国家开展“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推动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既表现在国人研究中国的成果以外文形式进入国外主流载体，不断走向世界；亦表现在国人发表国际论文、创办国际期刊、担任国际学会要职等方面。(15)二是目前我国高校和科研单位已涌现一批各有侧重的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研究机构，如国际研究平台搭建与中国学学科建设并重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注重中国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注重中国学方法理论探讨和以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等学科方法开展实证研究的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武汉大学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基地、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侧重中国原创话语构建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专注中国学文献典藏与信息服务的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资料中心，等等。三是国家级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的建立。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历来注重与海外汉学家建立“情感对话”,通过连续多年举办世界中国学大会(前身为世界中国学论坛)、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上海班等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凝聚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华、友华力量，也培育和团结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新生代中国研究专家，促使海内外中国研究界逐渐建立和巩固了有效的“情感—认知共同体”。中国人民大学两年一届的世界汉学大会以及北京语言大学举办的世界汉学与中国学研究大会、世界汉学家大会等高端学术平台也成为联络世界汉学家、沟通中国与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纽带。这种现象正如周武所观察的，“这些学者遍及全球……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世界各地的新生代中国学家……就共同感兴趣的中国话题展开研讨……必将为世界中国学带来更具张力的学术景深”。(16)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为世界中国学成为正式学科奠定社会性的、基于认识论的建制和理论基础。

三、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构建的思路与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17)要求“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8)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构建的思路应着眼于由中国学人主导，重点在知识体系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上取得突破。

一是以“世界中国学”的概念，融合本土中国学与海外中国学。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一直在中国学、汉学、中国学研究等概念及其关系上纠葛不清，概念混用屡见不鲜。有论者晚近先后提出、采用了本土和海外汉学(中国学)之说，(19)认为国外学者的中国研究是海外汉学(中国学),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以及对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是本土汉学(中国学)；也有论者视“海外中国学研究”为一种“知识的次生过程”,(20)即国人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应海外中国知识爆炸而生成的学问。相应地，当前国内的中国学研究机构亦存在称谓、对象、方法、理论层面的“分野”,在汉学、中国学、海外中国学、国际中国学等名称后缀以“研究”二字，表明这是国内机构以不同专业路径展开各有所长的海外中国学再研究，其研究成果、学术活动等反映出中国学术界在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力量相对分散、论域各异和方法较为单一的特点。基本范畴界定不够清晰，知识体系构建就难以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21)鉴于此，可以把海外中国学和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以及国内相关名称统一为“世界中国学”,从而为其进入教育部正式学科目录做好前期准备，并在全国层面聚集、整合研究力量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推动“世界中国学”建成有国际影响力的学科。

世界中国学对国内外中国学的“统合”旨在中道客观地观察和认识中国。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中国呢 2023年“世界中国学贡献奖”获得者卜正民在与中国学者朱维铮的对话中达成共识，要从“窗内”和“窗外”两个层面理解中国，即既从内部观察细节又从外部比较定位、具备全局眼光的中国认识才更逼近中国事实。(22)将从外部出发的海外中国学与从内部审视的本土中国学统一起来，让它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学术的创新发展，关键的办法，就是从事中国研究的中国学者需要具备宽广的海外视阈，以保持思想的开放性和融合性。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国际诠释本身就是一项“跨文化”工程，“海外中国学”与“本土中国学”这两个“泾渭分明”的中国研究称谓强化了海内外中国叙事的相异性迷思(myth),双方“壁垒森严”的学术研究致使各自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停留于相对割裂的静态论说中，而无法进行动态的知识“融合”与“选择”。故而，融合海内外中国学，实现以文明互鉴为特征的新型中国研究，是世界中国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世界中国学”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下的正式学科，前例有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的经验作为参照。美国学是在美国高校开设、美国学者在反思传统学科基础上形成的专研广义“美国精神”的学科，经历了向美国之外其他国家逐渐扩散的过程，使得无论美国人还是非美国人研究美国问题都有了一致的研究对象，并对美国的本土发展产生过广泛影响。综上可见，国家层面如能把“世界中国学”新设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或增设为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下的二级学科，将其列入教育部正式学科目录，统一中国学的概念和论域，将很大程度上利好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提升，并对世界中国学的可持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二是在文明互鉴的高度，探索构建中国自主的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并不断补充其内涵。可以说，海外中国学与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都是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海外中国学研究之于海外中国学，或类似文学研究之于文学，两者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这就要求中国学研究跳出“附和”思维，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度上进行把握。世界中国学研究既要分析海外中国学的历史、现状和趋势，亦应探究世界中国学学科的概念、理论和规律；既从学术史视角考察海外中国学的代表人物、优秀成果与理论思潮，又将中国本土学术介入其中，以跨文化比较的视野，结合中国相关数据和研究，揭示海外方法、认知的利弊得失，丰富和深化当前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在此意义上，世界中国学将本土中国学和海外中国学相融合，使国内外的中国研究构成互为镜像、彼此资鉴的共生关系，从而实现融通中外、关于中国的新型知识生产。旨在将海内外中国学有机融合的世界中国学专注特定的中国问题探索，致力于将中国知识从地方性内涵向普遍性意义推进，推动国内外中国学在方法、路径、范式、材料、事实等多层面交互对话，并深入到不同文明的最初、根层与源流，在元认知层面探讨中外话语差异与国外中国书写的文明动因，或镜鉴互补或诘问辩驳，从而激发出新时代辩证性的世界中国学。

黄宗智指出，中国研究领域被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对立所主宰，这种知识立场的碰撞如今已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感情化。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就要“有目标地选择与融合”,建立起带有中国主体性的中国知识体系。(23)构建中国自主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应坚持基于中国历史文献、当代数据、中国实践诠释真实中国的学术立场，在文明互鉴中破除中西各自为政、各守防地的格局，将海外中国叙事与本土中国研究经由熔铸中西而开拓出中国研究的学术新境，实现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研究从解构海外中国学到重构世界中国学，最终完成中国知识的世界表达。正如周武所言，“要建构出一套既立足于本土经验又具有全球视野的自主性中国论述”。(24)

一方面，海内外学术界通过开展“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中国研究对话以及对中外文明的差异性和统一性之于人类意义的揭示，增进海外学者对中国现实和历史的认识体悟，帮助世界各国形成认知中国的基本共识，对中国形成基于理解而生的“共情”,消弭因误解所致的“隔膜”,展现人类“百花齐放”的生动文明景观，进而推动人类多样文明和谐共荣。另一方面，中国本土学者通过比较与己相异质的海外中国知识的“参照”洞见，“校正与‘西方’的距离，来反躬认识自身的特点”,(25)从而提升中国研究的国际化水平。最重要的是，让阐释中国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掌握中国道路的定义权、中国精神的阐释权、中国形象的塑造权，从而占据国际文化传播的主导权。

海内外学界对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历史文明内涵的知识和理论需求，促使“世界中国学”具有研究和向世界答复时代“中国之问”的天然使命。推动“世界中国学”成为正式学科，统摄海内外中国研究的关注点，既可引导学者聚焦中外普遍关心的重大议题和焦点话题，有助于在中外互动中推动海外中国学界更新、完善对中国研究对象的认识；又为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赋予局内外的双重视角，“局外视角”指国内学者通过海外中国学研究获得的海外视角，“局内视角”指国内学者在国际比较研究基础上对中外共同关注的中国核心议题的直接研究，尤其是探讨中外互动的整体性、焦点性中国问题。 这些整体性、关键性的中国问题包括中国话语权、中华文明传承、中西历史大分流、现当代中西经济分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带一路”倡议等问题。2023年1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这深刻阐明了新时代世界中国学研究的根本遵循，即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统一是开展中国研究的出发 点。(26)因此，应该基于古今中国的统一性来研究中国，即聚焦对中国重大议题和焦点话题，推动海内外中国研究者从中国本身出发，探讨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之内在关联的发展演进和诸多面向。

三是以交叉学科的框架，把世界中国学建设成跨专业的新兴学科，并凝聚和培养一批高水平的世界中国学专家人才。海外中国学是外部世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研究，涉及中国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也就需要结合现有相关基础学科，充分吸纳和借鉴其研究方法，整合其最新研究素材和既往知识资源，方有助于创造出前沿概念和先进理论，向世界诠释好中国这一复杂的文明集合体，进而打造新兴的“世界中国学”学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将“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促进多学科交叉和融合，重点扩大复合型人才培养规模”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在新文科理念下，世界中国学的发展需做好基于学科重组的传承、融通与嬗变，推动文科专业内部及其与外部学科之间的交叉整合，培育新时代新型“社科大家”。

“世界中国学”建设之“新”在于中国传统人文社会科学与外部其他相关学科的深度交融。中国学知识尤其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的特征，将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应用于世界中国学领域的知识整合，是因应外部环境变化和中国知识生产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中新现象、新挑战层出不穷，有效解决中国发展进程中复杂的综合性现实问题，亟须打破专业壁垒、进行学科融通，构建真正“为我所用”的世界中国学。正如周武所提出的，“以更大的学术定力和理论勇气提出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并在学理上加以求证和 解决”。(27)对中国的认识是任何单一学科都难以穷尽全部的，因此，我们特别需要跨学科联合研究的视野。此外，海外对中国的特定研究往往涉及诸如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方法理论，为推动对海外中国学的深入认识与中外对话，我们亦应在多学科理论方法的交融应用和联合推进中开展综合性的世界中国学研究。(28)

检视西方范式应用于中国研究的可能与不足，以达成对中国问题的精准深切研究，世界中国学创新型研究方法的可行进路可从如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等与中国学关联密切的学科框架内，借助信息网络、数字技术和计量模型方法，探索大数据、云计算与人文社会研究的深度融合，探索数智时代中国学研究的新范式、新趋势，提出更多有解释力和覆盖面的概念框架。第二，文史哲学科的外史钩沉、内史爬梳、文献学理论和方法，可以与理性思考、实证研究相结合，亦可与质性研究和量化分析相补充，还需推进跨文化比较方法与如上人文基础学科研究法的结合，以便实现该综合研究法带来的集成创新。第三，变“视中国为对象”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将中华历史文明与当代道路实践学理化，并将其作为检视全球现象的智识资源，是摆脱当前中国学被认为是理论方法之“消费领域”的有效进路。在如上多种方法理论元素应用于世界中国学的不断求索与研究实践中，切实构建作为“文明交流互鉴”之学的世界中国学。

四、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构建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世界中国学期待国人在国内外双向视野的兼顾下，实现对中国研究的知识体系重构，从而对国际社会的中国研究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引领作用。由此，我们要重点关注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克服“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实现真正科学、规范的中国知识生产。

世界中国学批判“西方中心观”,旨在修正海外有关中国及其知识生产中的错误认识，促使世界范围内对中国诠释的“偏见”、“主观立场”或“前理解”的内在逻辑逐渐得到修正和改善，最终形成对“真正中国”的深入理解与客观认识。由于历史的惯性，西方学者往往倾向于将以自身社会及其资料的观察和研究为基础的模式或系统，视作解释中国的普遍标准。这种以西方“重要概念”、“既设模式”或“宏观原则”为导向的分析范式，因忽略了中国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文化本来面貌的丰富交织性而产生扭曲性认识，甚至将其转变成意识形态问题，并将意识形态渗透于具体的中国研究中。(29)

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例，黄宗智认为国际学界该研究领域出现了“悖论”现象，即以往既有基于不言自明之信念的理论体系和数十年不断累积的中国实证研究之间相差甚远。而要弥合这一认知鸿沟，他提出需基于中国社会实践做质性调查和量性研究，从最基本的事实中探索符合中国历史和当代社会实际的分析概念，挖掘中国社会运行的整套逻辑“本质”,并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和相互作用，来推进构建关于中国的新型理论体系。(30)因此，当中国学术遇上强势的西方范式，应该正视中西社会内在差异，重在对自身的实质性体察及建基于此的理论创新。

在时下讨论较热的文明史和全球史视角下，“全球化的近代史为中国历史‘世界化’提供了可能：将中国历史带入世界，并将世界带入中国历史”。(31)在文明史和全球史视野下开展世界中国学研究，是在世界范围内考察中国国家和地方社会发展演变的内外因素，并关注跨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物质、文化等多向流动与交互影响。以研究、传播中华文明和当代道路，增进文明互鉴为使命的新时代世界中国学强调从文明演进的宏观历程来解读中国经验，以非中心的“交互”和“整体”视角，克服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解释中国时表现出的“单向”和“局部”的片面思维。以全球史和文明史的研究取向，从全球比较、互动视角解读中国，为世界中国学带来更大的活力和创造性。

第二，避免陷入“中国中心主义”的误区。

世界中国学并非无视国外中国学、将中国研究变成中国知识界的独自言说。海外中国学是在“中外学术交流场域中浮现、生成的知识领域”,(32)推动海内外中国学的统一，强化中国学人的知识在场，旨在打破“西方中心论”式的中国论述，构建中外互鉴的交流模式，实现他塑与自塑兼顾的中国话语新表达。中外学者要注重跨文明交流的多维度交互，提出中国立场的意见，在同一平台上与异己之见平等对话，重视和平等看待人类文明的不同特质、价值与意义。具体而言，一方面，需秉持独立性与主体性，解放和焕发中华民族学术的创新力，基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开展扎实的微观与实证研究，逐渐形成中国自主研究的新思路、新理论、新范式，警惕盲从、依赖西方理论范式以至失语、失真的中国研究；另一方面，基于内省意识与开放心态，超越“他我”二元对立思维、深入融汇“他者”视野，适当借鉴适合中国语境和发展模式的先进理论，尤其是“针对西方现代形式主义主流的理论性批评”,(33)而非相互绝缘、闭塞跨文化对话的通路。概言之，我们要推动形成海内外中国研究“我中有你”而非“你中少我”的合作新视野，在理性批判和合理吸纳中建构自主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第三，以跨界的有机延伸融合替代各学科的简单相加拼凑。

世界中国学本身是一种跨文化的综合性基础研究，但并非各学科流于形式的拼接组合，而是无论在学科使命、研究目标还是在内容建设、方法运用上都有实质性创新的学问。建构跨界融通的新型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旨在突破以往单一学科领域研究的固有局限，促进“大学科”间的跨界交织以及“中国学”领域的相互交融。“大学科”,即传统哲学社会科学各专业分支在中国学领域的有机结合应用；“中国学”领域，即本土中国学和海外中国学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的“比较与融合”。世界中国学知识结构下各个学科对中国的研究，不是各学科研究方法的简单叠加，亦非各学科中国知识的点滴汇集；而是在宏观、微观相结合的层面上，以“整体性”和“完整意识”统摄各学科中国研究的有机互动研究。

第四，要注意世界中国学与区域国别学的区别与联系。

从学科称谓来看，区域国别学在国外称为“area studies”,或是“regional studies”,世界中国学为“world China studies”。因主题、篇幅所限，本文无意对区域国别学详细展开，概言之，区域国别学是以区域和国家为单元进行问题导向的研究，主要从影响区域和国家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对其进行整体性研究和把握，即采取系统综合的研究方法，对“作为整体的区域和国家的某些一般性问题，同时又对某个具体的区域与国家进行个性化的描述与刻画”,(34)注重提供区域和国家的综合性知识。世界中国学以中外比较的视阈作为切入点，深入解析、研究中国的传统与现实议题，具有更深广的学术意蕴。本文建议将世界中国学增设为教育部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下的二级学科，主要取后者学科交融、综合研究之意，重在从政治、经济、人文、社会等各领域系统探讨、与世界深入对话“何为中国”和“何以中国”的学术原理。

开展世界中国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服务中国学术建设，“改变中国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来对西方话语亦步亦趋的自身‘失语’状态”。(3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36)我们期待构建起世界中国学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推动新时代“世界中国学”的繁荣与发展，为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注释

(1)《习近平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人民日报》2023年11月25日。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

(3)罗溥洛(Paul S.Ropp)主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文化》,包伟民、陈晓燕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序言第3页。

(4)任增强:《同情之理解:“汉学主义”与华裔学者的身份焦虑》,《当“汉学”被缀以“主义”:汉学主义笔谈》,《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5)Gu Ming Dong,Sinologism: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Oxford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3.

(6)宋月红:《论国史哲学与发展新时代中国学》,《河北学刊》2023年第3期。

(7)《傅斯年致陈垣》(1929年),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407～408页。

(8)吴晓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任务》,《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第7页。

(10)《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

(11)韩喜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必然与路径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9期。

(12)周武:《“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与中国研究的三种叙事》,《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

(13)吴原元:《“整体”的思想:新时代海外中国学研究断想》,《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

(14)张西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进展与展望(1978—2019)》,《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1950—1979年国内关于海外中国学译介情况,源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军研究员的整理。

(15)李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页。

(16)周武:《世界中国学概论·序》,王战、褚艳红:《世界中国学概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第2页；周武:《“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与中国研究的三种叙事》,2023年。

(17)《习近平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人民日报》2023年11月25日。

(1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第15页。

(19)朱政惠:《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刍议》,朱政惠、王东、刘昶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5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5～6页；周武主编:《以中国为方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年。

(20)刘东:《熬成传统——写给〈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五周年》,《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

(2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第24页。

(22)何映宇:《卜正民:以全球视角写中国史》,《新民周刊》2021年第45期,第60～65页。

(23)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24)周武:《“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与中国研究的三种叙事》,2023年。

(25)张国刚:《文明史的学科定位与研究方法刍议》,《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

(26)张西平:《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统一性是开展中国研究的出发点》,《国际人才交流》2022年第10期。

(27)周武:《“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与中国研究的三种叙事》,2023年。

(28)王战、褚艳红:《世界中国学概论》,2021年,第38页。

(29)顾明栋:《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的方法论之批判》,《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30)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31)Alif Dirlik,“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Modernity:Chinese History Between Eurocentric Hegemony and Nationalism,”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Vol.1,No.1,2007,p.109.

(32)唐磊:《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化三问》,《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

(33)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2005年。

(34)唐士其:《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区域国别学刊》2023年第6期。

(35)王战、褚艳红:《世界中国学概论》,2021年,第4～5页。

(36)《习近平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人民日报》2023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