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和国家在更高起点，充分研判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为深化认识和把握其内在逻辑、核心要义、实现路径提供了崭新视角。从历史逻辑来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与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现实逻辑来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理论逻辑来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命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应当是体现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具有的优越性，体现在对经济发展更有力的支撑。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高水平，要以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以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

关键词：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深化改革；政府与市场；“两个毫不动摇”

作者简介：路嘉煜(1994-),女，江苏常州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中共常州市委党校(常州市行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财税政策与绿色创新；沈开艳(1966-),女，江苏无锡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与实践。

收稿日期：2024-9-14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党和国家在更高起点上明确了这一战略目标，致力于建立更加体系化、完善化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思路和根本路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设定了清晰的时间表和任务要求，力争在2035年前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2029年前完成一系列关键改革任务(习近平，2024)。依照《决定》的战略部署，要深化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积极推动制度创新，弥补制度中的短板和缺陷，增强制度供给能力，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制度保障。

研究将深入分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剖析为何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着牵引作用，从而为理解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历史、理论和现实依据。通过梳理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要义，明确其社会主义的价值立场和鲜明特色，揭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发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时代规律和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提出一系列针对性强的制度建设举措，尤其是在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领域提供更具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路径，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持续完善、迈向更高水平。系统阐释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核心要义和实现路径，不仅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入探索，更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的科学剖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启示。

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

(一)历史逻辑：中国经济与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1949—1978 年，计划经济时期。伴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初步确立。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商品流通主要依靠行政分配和调拨，市场结构相对单一，市场经济的成分几乎完全缺失。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固然保证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全面掌控，但也在实践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经济结构僵化、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等，导致了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然而，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经济体制的长远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在于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刘守英、熊雪锋，2024),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不仅为日后的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正当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力，确保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基本经济安全。计划经济体制的构建与运行虽然未能有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为我国经济转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种历史积淀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构建逻辑，为后续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也为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制度的内在特征提供了历史参照。

1978—1992年，初始发育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渐进式地引入市场机制(杨开忠等，2003),推动经济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日益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基本经济制度并非一成不变，经济体制理论和结构也在不断调适和完善。市场发育的不健全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价格双轨制下的投机行为以及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之间的效率失衡现象。这些问题引发了对私营企业扩张可能引致社会主义中国“变色”的担忧，新旧体制的冲突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上升为“姓资”还是“姓社”的根本性争论。在这一背景下，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回应了上述争论，强调了计划和市场都应视为经济手段，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构想。“南方谈话”从观念上破除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制度属性的传统思想，而将计划和市场都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并认为社会的稳定需要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保障(渠敬东等，2009)。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其设计和实施都是围绕如何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宽阔视野来看，任何国家的经济制度都是为发展服务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是如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来反映(沈开艳等，2020)。

1992-2012年，确立推进阶段。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重大突破，旨在通过有效的经济运行机制推动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现代化进程，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体系之间相互联系，共同促进生产力发展。随后，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这一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经济制度，深化了人民群众对不同所有制的认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可以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党的十六大指出，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有效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发展。党的十七大则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各类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在此期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市场化程度不断走向纵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围和程度得到了深化与拓展。根据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规律，国家亟需建立总体性与有效的宏观经济运作体制，以保证微观经济活动的顺畅进行，因而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对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回应。

(二)现实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强调，“要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当前，我国主要矛盾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则体现为创新能力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

创新能力不足会导致“卡脖子”。例如，尽管我国在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上取得了显著成果，但ChatGPT的出现又使得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被动赶超的状态。技术依赖与创新能力不足反映了创新生态系统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科技创新不仅仅依赖于基础研究的突破，更依赖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即使在理论和实验研究中取得了领先优势，但缺乏有效的技术转化机制和产业支持，依然会导致在实际应用中的滞后。而技术创新不仅需要市场机制的运作，还需要市场经济体制的保障。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基础性的法律和政策支持，还为创新资源的配置优化，创新激励政策的精准落实，以及创新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从而推动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升。

有效需求不足则会影响经济潜在的、长期的增长。近年来，国家采购经理指数(PMI指数)始终在荣枯线徘徊，尽管2024年3-4月有所回升，但5月后继续呈下降趋势，体现出当前中国经济整体仍处于复苏乏力的状态，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增长动能不足。从PMI指数的变化可以看出，尽管短期内有部分回暖迹象，但内需不振、外部需求减弱、企业成本压力增加等问题依然突出，抑制了经济的持续回升。不仅如此，2024年1-5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根据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提出的“瓦格纳法则”,即“财政支出随经济发展而增长”的理论，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职能的扩展，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必然增加，需要更多的财政支出以维持和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而全口径财政支出的减少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债务压力。政府偿还地方债务后，虽然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水平显著提高，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贷款需求，这些新增资金在短期内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去处。资金的闲置不仅减少了经济活动中的资金流动性，还对宏观经济循环产生了阻碍作用。与此同时，中小企业依然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供给与需求的错配。资本的流动性无法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流动性过剩与供需失衡使得经济体系中的企业扩张、创新投资和消费活动受到制约，抑制了经济发展长期的、潜在的增长动力。

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有效解决当前经济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更好发挥市场运行机制的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策思路明确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强调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牵引作用和优化市场环境来应对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所提出的战略路径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的政策基础，为推动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司，2024)。

(三)理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命题

马克思《资本论》为理解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基本内涵提供了理论框架。经济制度是特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整体构成，规定了社会在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中的基本原则，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是该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马克思，2018)。相应地，经济体制则是经济制度的具体组织形式和管理机制，内涵了生产关系的实际运作模式。经济体制反映了社会经济在生产、交换、分配过程中采取的具体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经济制度作为经济体制的基础，决定了其根本性质和主要特征，并引导其发展方向。任何经济体制的选择都必须符合经济制度的发展要求，而经济制度也需通过经济体制的运行和改革不断得到巩固、发展与完善。

制度体系的建设不仅贯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主要动力与重要保障(于金富、陈超然，202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清晰的概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这三项制度的概述不仅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契合，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党在坚持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立场上始终是明确的、一贯的，并且是不断深化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被写入宪法和党章，是全党和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动指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内容，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同时也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得到完善与深化。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对这一体制的定位和发展方向进行了系统阐述，并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重大部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样，其内涵是不断完善和深化的。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党的十九大则聚焦于产权制度完善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核心命题。党的二十大则强调，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从经济体制深化的历程来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深化和继承，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是一脉相承的。但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处于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发展转变的新常态时期，正在经历“三期叠加”阶段，其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郑剑，2014)。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国家综合实力实现了历史性跃升，正在经历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准确分析当前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进一步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体现了市场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具体应用，更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创新。这一体制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和方法论，同时也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创新。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引领，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更好适应，持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何自力，2024)。

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要义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高水平”。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基于何种立场?社会主义的“高水平”与资本主义及其他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何种区别?发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是什么?对照高水平的发展要求当下还存在哪些不足?

从价值立场的维度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应当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须牢牢把握人民利益这个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立场，反映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体现了唯物史观中人民作为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观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深刻把握“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始终坚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三个有利于”标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供了理论遵循，也将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归结于服务于人民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归根到底要落实到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上来。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理解，也是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体现。这种发展观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资本逐利的狭隘视角，更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彰显了我们党对人民利益的高度重视和责任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主要任务和方针政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需要拓展了，人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升了，人民对美好生活更加向往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定位，也是对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承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在经济体制改革推向前进的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必须坚定人民立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就要求我们确保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并使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陶日贵，2018)。

从外部横向的维度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应体现在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具有的优越性。尽管凯恩斯曾提出通过政府干预来缓解资本主义市场内在的经济波动和不平等问题，但资本主义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始终不可避免地存在对立性。资本主义政府与市场呈现对立关系，资本积累逻辑与公共利益维护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不仅体现在经济利益的冲突上，还涉及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源分配的结构性差异。20世纪后期，新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经济思想，其背后的逻辑认为，市场自我调节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推动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而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管制，认为政府干预可能抑制市场的活力和效率(Harvey,2007)。新自由主义的过度市场化和监管放松无法解决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导致财富分配不均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问题更加突出。资本的全球流动导致了产业转移和发达国家制造业岗位流失，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工资低廉、劳动条件恶劣的局面。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不是西方纯粹的私有经济，也非马克思理想中的全面公有制经济，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独特性。以“苏联”范式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体制研究忽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与发展要求，存在着与现实脱节、落后于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沈开艳等，2023)。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灵活运用市场机制，调动各种经济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公平与实现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发挥民营经济在解决百姓生计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的主要优势。通过优化制度和营商环境，确保各类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实现共同发展，从而激发社会的创新与创造活力。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议题。在探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时，应采用辩证思维和两点论方法，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共同作用(习近平，2018),以促成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良性结合。所谓有效市场，是指通过价格传导机制来优化资源配置，进而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市场状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高效配置生产要素、促进经营主体的形成、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等方面。有为政府指既有所作为、也有所不为，并善于采取有效行动的政府。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推进的，政府是市场建设的培育者、约束者和守护者，应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改革的阻力，保障经济与社会的平稳运行，保障市场秩序，规范市场交易，实现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住”。与欧美西方市场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不同，中国的市场体制是自上而下逐渐培育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市场分别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用，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沈开艳、陈建华等，2018)。

从发展需要的维度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体现为对经济发展更有力的支撑，系统更加完备、成熟定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上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开放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路径沿着中国的实际社会问题和现实经济关系出发，进一步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随着当前中国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群众需求更加丰富、更加多样，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也必会出现新的阶段和新的特征。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当前市场经济体制尚存在短板与不足。一是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市场有效激励不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厘清，国有企业布局还有待优化。二是市场分割、各自为政，制度性交易成本高，市场准入受限，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三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破坏统一市场行为的有效法律约束不足，明晰并保护产权的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改革的时代特征，发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构建的关键在于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实行相应的制度安排，推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统一。以经营主体平等化，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培育不同所有制的经营主体，优化市场运行机制，使各种所有制经济都能够平等参与市场活动，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创新活力；以市场规则统一化，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壁垒，使各种生产要素顺畅进入市场，实现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以市场竞争法治化，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解决有效法律约束不足问题，维护公平而充分的竞争，使各类经营主体，不论大小和所有制，都能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现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现厘清了思路、提供了路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在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基础上，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把市场有效之手与政府有为之手紧握在一起，形成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强大合力，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最大程度调动各层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一)以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是实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抓手。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健全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协调发展。通过不断优化和调整生产关系，充分释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力潜能。如何理解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处理好的关系问题?从宏观上来看，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微观上来看，就是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解决产权关系问题(沈开艳，2019),以“国民共进”替代“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是贯穿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核心问题。过度的政府干预会引发寻租行为，抑制企业创新。基于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官员行为的动机并非完全基于公共利益，而是常常受到晋升机制和权力扩张的影响(Buchanan&Tullock,1962)。因而需要对行政权力进行合理约束，避免对市场机制过度干预带来效率失衡。但在现实经济中，也存在诸多产权无法精确界定的情况，如大气污染、环境破坏等公共产品领域，始终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又凸显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因而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具有其独特性，政府和市场非此即彼的观点并没有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在实践中之所以会产生“政府”和“市场”冲突的思维定式，主要是由于政府和市场在各自发挥功用的领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错位，即需要由政府参与的领域过度市场化，导致市场失灵。需要市场化的领域又过度干涉，导致与“民”争利的现象产生，最终导致了资源错配和要素扭曲。因此，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不是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而是要明确各自的职责和功用，强化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促进经营主体的公平竞争，努力营造预期稳定、竞争公平、环境透明、未来可期的营商环境。

坚定不移推进国企布局优化。现代化的经济体系需要实现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微观主体的活力创造和宏观调控的精准有度。为此，一方面，应进一步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界定，加强产权保护，为民营经济的培育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良好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需要持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国有经济的优化布局。国有经济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增强综合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杨瑞龙，2024)。为了打造“国民共进”的市场基础，国有企业需要实施分类改革战略。根据国有企业产品属性和行业规模特征，针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制定相应的改革模式，以实现布局优化和竞争力提升(杨瑞龙，2023)。对于提供公共产品并处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应保持国家的掌控，采用国有资本的运营模式；行业垄断但产品为私人产品，即自然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应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国有资本占主体地位的同时实现股权的制衡；而在竞争性行业中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应全面市场化。在此基础上，有力推动国有企业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进一步做优做大做强，前瞻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两端发力、双轮驱动。要抓好传统产业的强基转型，推动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实现国有经济焕新发展。与此同时，要抓好新兴产业的战略布局，启航未来产业，健全产业培育机制，发挥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重大技术攻关的带头和示范作用。而在适宜民营经济发展的竞争性领域，则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市场运行机制来决定资源配置方式，进而实现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化改革。

为产权有效激励提供法制保障。《决定》指出，要“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健全的法治体系不仅是保障产权的核心，也是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公平竞争的基础。应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形式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并在法律保护下享有平等的权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法律制度的完善不仅需要更新现有法律法规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需求，还需建立健全的法律执行机制，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有法可依以法律的及时更新和准确适用为前提，而有法必依则要求各类经营主体在经营活动中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法律制度应涵盖经营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等各个方面，明确法律适用范围和标准，以确保市场规则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强化法律实施不仅涉及法律条文的严格执行，还包括对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确保其在处理市场事务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需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保障各类经营主体能够在同等法律框架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有效预防和化解市场风险，保护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建立健全长效监督机制，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技术创新等领域，提高违法成本，遏制侵权行为。通过健全的法治保障，有效稳定经营主体的信心和预期，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二)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实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张国清，2024)。什么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统一什么?如何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在政策统一、规则一致、执行协同的前提下，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所形成的全国一体化运行体系，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等内在特征，以及市场规模巨大、结构功能完整、环境机制完善等外在特征，可以有效地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刘志彪，2023)。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为解决地方出现的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等现象，就有学者提出建设“国内统一市场”的目标。然而，国内统一市场并未自发地形成，这一现象不仅关乎市场问题，更涉及深层次及体制问题。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因素，一方面源于地理和自然上的天然屏障，以及市场经济所引致的市场垄断，另一方面则源于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

周黎安(2007)认为，地方政府之所以会产生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行为，是因为存在官员晋升竞争的压力。在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和晋升考核的压力下，地方官员更倾向于关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并对市场自发运行机制进行干预(杨治等，2007)。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通了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通道，使得那些传统上依赖于地区封锁和地区垄断而形成的“行政特权”失去了内生维持动力(刘志彪，2021)。随着全国统一要素市场的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将发挥决定性作用，从根本上消除资源流动壁垒，改善资源错配状况，促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低成本、高效地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跨产业、跨区域的流通与整合。全国统一大市场依托其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开放和公平的市场环境，不仅激励了流入要素与本地要素的重新整合，还可以使得一些低效使用的生产要素得以转移至更高效的经济活动中，促进传统要素与新兴要素的融合发展，进而实现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形成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和要素供给，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差异性偏好。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项系统复杂工程，需要破除障碍、因地制宜、标本兼治。

一是要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要素市场化培育的重点是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畅通生产要素的流动渠道，释放市场的发展潜能，为要素的丰厚回报提供可能，引导各类生产要素向先进生产力集聚。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试点取消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的政府征地环节，稳妥推进城乡一体化用地市场建设，在市场中实行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进一步完善户籍制度，放宽落户条件。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完善积分落户政策，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完善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建立健全资本市场规则和监管机制，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构建全国数据算力体系，促进技术和数据的高效流动和信息共享。进一步地，完善由市场供求关系主导的要素价格机制，避免政府对价格形成过度干预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健全生产要素的市场评价机制，确保其报酬依据贡献程度进行合理确定。

二是要完善流通体制。流通是经济循环的“血脉”,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中，流通体制起着关键的保障和基础作用，为要素的畅通流动提供了高效通道。健全的流通体系不仅能够确保商品、服务、资金、信息等经济要素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顺畅地流动，还能推动区域间的协调发展，打破市场壁垒，消除不必要的制度性障碍，促进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因此，要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物流网络、供应链管理和信息平台，确保商品和服务在全国范围内的快速流转。要强化数据基础设施和标准体系建设，确保数据和技术资源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要构建全国统一能源市场，打破省际能源要素流动壁垒，推动跨省跨区能源市场化交易。

三是要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巨大内需潜力充分激发出来。地方政府应具备前瞻性眼光，长远性视角，统筹用好各项政府性基金，推动基础性、公益性项目落地，确保内需增长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通过前瞻性规划，合理引导资源向周期较长但潜力巨大的领域倾斜。注重财政支持的持续性和科学性，推动社会公平与社会资本积累的同步发展，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就业质量，进而促进内需市场的全面拓展与稳健增长。应进一步完善政府投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在引导社会资本中的关键作用，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内生性投资增长体系。健全促进消费的长效机制，以政府采购为市场信号，减少不必要的限制性措施，积极推动首发经济的创新发展。依托新兴技术与新兴产业的支持，促进新产品与新服务的市场化，开辟新的市场空间与消费增长点，进一步提升城市的经济活力与创新驱动能力。

(三)以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环境

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是实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之基。要通过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推进制度的创新和市场机制的优化，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等新型创新主体在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技术进步中的关键作用，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动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着力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健全新质生产力发展体制机制，推动形成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机制，优化新业态、新领域以及新型创新主体的市场准入条件，为经营主体创造更加公平和便利的准入环境。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相关法规，依照《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禁止基于特定经营主体的政策优惠行为。建立健全国家标准体系，通过制定和完善国家级标准，确保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强化对市场行为的监测与审查，健全监管机制，构建并完善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平台体系，确保项目全过程的透明、公正管理。提升市场综合监管的能力和水平，推进监管体系的现代化与规范化，以保障市场秩序的公平竞争和高效运作。健全信息披露机制，建立完善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确保信息披露的全面性、准确性与及时性，增强市场的公信力与稳定性。同时，要完善企业市场退出机制，健全企业破产制度，提升破产案件处理效率与质量，保障债权人和企业的合法权益，推动破产重整程序实现有价值企业复苏。推进企业注销制度改革，简化程序，减少审批环节，为企业有序退出市场提供制度保障。

着力培育高能级经营主体。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要进一步提振信心稳预期，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能够依法和平等使用各类生产要素、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实现各类所有制经济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健全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征信制度，有效降低融资成本，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此基础上，健全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及其监管机制，构建信用机制与管理体系。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信用评价与管理，形成一个更加公平、预期可靠的市场环境。不仅如此，要为经济发展拓展新的空间，构建有利于高能级经营主体发展的市场环境，促进各类经济提质增效、更具活力、更重创新，有力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和行政壁垒，推动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引导国有经济通过改革提高战略支撑能力、民生保障能力、价值创造能力，在承担好经济责任的同时，更好承担政治责任、社会责任。鼓励民营经济在改善人民生活，实施科技创新、繁荣市场环境以及制定国际标准中发挥积极作用。支持具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主导参与国家重大技术攻关项目，进一步向其开放国家级科研基础设施，从而使其更加充满生机活力，创新创造的潜能得到充分的激发。

四、研究的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核心要义和实现路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从内在逻辑来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实践探索，也是对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回应。这一过程旨在解决当前经济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核心要义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体现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在相较于资本主义及其他主义，所彰显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撑，使得系统更加完备、成熟定型。从路径举措来看，为实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通过不断优化和调整生产关系，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进而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要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释放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研究旨在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有益参考。通过系统梳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在逻辑、核心要义与实现路径，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学术界奠定相关的研究基础。要实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未来仍需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修正不足。基于此，呼吁相关研究持续关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效果，以确保政策能够有效落实，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做出调整，从而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的动力，为实现长期的经济稳定与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J].求知，2024(08):4-7.

2.刘守英，熊雪锋.中国共产党理论创造的政治经济学[J].学术月刊，2024,56(03):53-69.

3.杨开忠，陶然，刘明兴.解除管制、分权与中国经济转轨[J].中国社会科学，2003(03):4-17+205.

4.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06):104-127+207.

5.沈开艳，钟祥财，陈建华，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关系若干问题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20(02):25-35.

6.国家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司.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N].人民日报，2024-09-13(09).

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8.于金富，陈超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体系构建及其重点环节[J].经济纵横，2023(09):8-13.

9.郑剑.人民日报思想纵横：阵痛期考验[N].人民日报，2014-12-18(07).

10.何自力.在新的起点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J].经济纵横，2024(08):5-9.

11.陶日贵.以人民为中心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J].广东社会科学，2018(01):11-17.

12.沈开艳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4.沈开艳，陈建华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15.沈开艳.新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若干问题[J].上海经济研究，2019(08):5-9.

16.杨瑞龙.“国民共进”替代“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J].应用经济学评论，2024,4(01):16-23.

17.杨瑞龙.按照“共同治理”逻辑创新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J].国家治理，2023(22):70-73.

18.张国清.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N].人民日报，2024-07-29(06).

19.刘志彪.全国统一大市场：统一什么?如何实现?——以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国家战略实践为例[J].探索与争鸣，2023(03):109-117+179.

20.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07):36-50.

21.杨治，路江涌，陶志刚.政治庇护与改制：中国集体企业改制研究[J].经济研究，2007(05):104-114.

22.刘志彪.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意义与实现路径[J].人民论坛，2021(02):20-23.

23.Harvey D.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24.Buchanan J M,Tullock G.The Calculus of Consent: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M].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