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显著，投资领域广泛，涉及跨国并购、国际产能合作等。然而，企业“走出去”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世界经济低迷、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加剧、地缘政治因素等外部环境问题，以及自身创新能力不足、国际竞争力不足等内部问题。为应对挑战，文章建议从政策、法律、安全保障、资金、技术等多层面支持企业“走出去”，并强调提升企业ESG能力，以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国企业在全球化浪潮中行稳致远。

关键词：“走出去”；新发展格局；对外投资；国际竞争力；法治保障

作者简介：周汉民，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十三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一、引言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成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生动实践。当下，我国正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地与世界合作，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一系列部署，提出要“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为企业“走出去”注入强劲动力。相信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必将更加坚定，“走出去”的大潮必将更加澎湃。

二、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在相互促进上更下功夫，是当下的重要考量。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连续稳居全球前列，“中国投资”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6年保持世界前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25年1—4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133.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7%。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的5116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666.6亿元人民币，增长6.8%，彰显出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活跃度和影响力在不断增强。当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涉及领域全，涵盖跨国并购、国际产能合作、境外资源开发、境外园区建设、基础设施投资合作、外派劳务等多个领域；二是涉及地域广，截至2023年，我国“走出去”企业遍布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涉及RCEP成员国、上合组织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金砖国家等；三是涉及层次深，企业深耕国际市场，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和规范的制定，例如，早在1996年就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先锋的海尔，已是全球公认的“白电”大王，抖音、拼多多、希音等在国际电子商务新赛道上展现勃勃生机，向着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调研发现，超八成受访企业有扩大和维持对外投资的意向，超九成企业较为看好未来对外投资前景。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这一全球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的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运营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并且有效推动了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助推当地经济发展，互利共赢效果明显，日益成为中国与世界开放融通、合作共赢的亮丽名片。据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指出，截至2023年6月底，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共建国家和地区建立了80多个经贸合作区，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为当地创造数十万个就业岗位，使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

改革开放前，中国企业远远落在世界先进企业之后，但那之后我们开始奋起直追。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全球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在中国达至世界制造强国的道路上，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民营企业是“走出去”的主力军，数据显示，自2010年开始，民营经济海外投资的项目数量已超过国有经济；2016年起，民营经济的海外投资无论是项目数量还是金额都已超过国有经济；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民营企业更是积极响应，全面参与，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大篇章当仁不让的主笔人。

对企业而言，“走出去”能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握战略主动，通过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利用全球资源，能够创造更多利润，同时降低在单一市场经营发展的风险，促进自身做大做强。新形势下，企业若只想在国内或区域市场偏安一隅是不现实的，如何更好将自身融入全球经济趋势，是应对大变局的关键一招；对国家而言，企业“走出去”能够推动行业发展进步，提高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强化国内外经济联动，有利于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更好地服务新发展格局。过去“走出去”以外贸企业为主，如今有更多企业活跃在以智能硬件、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制造业，以移动互联网、跨境电商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领域，以及游戏、影视等产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涵盖了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中国企业、中国品牌的形象日益闪耀全球舞台；对世界而言，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利于推动经贸等各领域互联互通，从商品“走出去”，到工厂“走出去”、服务“走出去”，再到资本“走出去”、品牌“走出去”，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提升，已然是全球经济要素、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让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无数中国企业犹如一朵朵浪花，充满着勇气与智慧，坚定融入全球化浪潮，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合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三、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前进中的挑战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世界新的时代特征。目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过程，今天的“走出去”是大势所趋，但也并非一帆风顺，道阻且长，面临着国际市场和自身发展的双重挑战。

从国际市场来看，首先，世界经济发展仍然低迷。外部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世界开放指数不断下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受到严峻挑战，个别国家挥舞的关税大棒，扰乱了国际贸易秩序，冲击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报告，认为2025年世界经济预计均增长2.7%，低于2001年至2019年期间3.0%的年平均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今年发布的第一份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均为3.3%，低于历史（2000—2019年）平均值3.7%。世界经济依然充满不确定性，这使得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难度加大。其次，尽管全球通胀压力已有缓解，但能源、工业金属、贵金属等大宗商品波动风险依然存在，可能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融资压力加大。

从全球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率来看，就业率下滑、劳动供给下降、企业用工短缺等问题，对生产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再次，是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中美科技博弈加剧，部分发达国家设置显性制裁和隐性壁垒，搞“小院高墙”、关税壁垒，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泛安全化，以“绿色”“公平贸易”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加大对外资并购的审查力度，提高对华产品的“双反”调查频率，排斥我国高科技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遏制甚至阻断我国的产业升级。以ESG，即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为例，这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体系，国际上的要求也日益严格，如欧盟颁布《企业可持续尽职调查指令》（CSDDD）及碳关税机制，将ESG表现设定为企业参与国际项目的核心门槛。

从企业自身发展来看，由于走出去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在高端人才、先进技术、融资环节等关键因素上都面临困难，要从“粗放型”向“精细化”发展，同时面临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存在创新能力不足、国际竞争力不足等问题，走出去之路并非坦途，是需要主动作为才能应对的，是需要时间、能力和准备才能破解的。仍以ESG为例，ESG数据收集需要涉及企业的多个部门和业务环节，但很多中国企业在此方面缺乏系统性能力，难以满足国际披露要求，并且ESG管理需要跨学科的专业能力，包括环境科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国内企业普遍存在绿色技能人才缺口，加上新能源技术升级、供应链改造等转型举措在短期内需要大量投入，特别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会带来较大的成本压力。

四、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强身健体

世界大势，浩荡前行，这是任何逆流所无法阻挡的。全球化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融入世界就是为了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这样的时刻，支持企业走出去就是我们极为重要的依托，也是我国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企业不可能总在风平浪静时“走出去”,而是要在深海里练就游泳能力,在一次次的弄潮中成长。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强身健体，守正创新，在危局中育新局，在变局中开新局。面对风高浪急的外部环境，需要从政策保障、法律保障、安全保障、资金保障、技术保障等多个层面加以支持。

一是加大综合性政策的支持力度。企业走出去，要克服文化和法律法规的差异、要应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为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制定路线图和时间表，今年全国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优化融资、结算、外汇等金融服务，扩大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规模和覆盖面，强化企业境外参展办展支持”“引导对外投资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强化法律、金融、物流等海外综合服务，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布局”等纳入工作任务。建议进一步健全企业“走出去”的管理服务体系，搭建覆盖对外投资全流程、全周期的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整合包括各行业主管部门、投资促进机构在内的相关制度政策以及来自驻外使领馆、商协会等的信息资源，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业务办理、信息共享、合作促进、风险防控等一站式服务。同时，支持和鼓励专业服务机构开展全球化布局，拓展跨境服务功能，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服务支撑，包括专项前期研究的咨询服务，最新的外国投资和企业收购兼并需求、外国投资法律法规及民风民俗、国际商务谈判习惯等有效信息。

二是提供法治保障的强支撑。企业“走出去”，法律风险是不可忽视的最重要风险因素之一。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家安全、反垄断、环境保护、劳工、税务以及行业限制等方面的法律规定迥异，相关法律还经常因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我们需要有更完备的法治保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一方面，对双边和多边国际条约的谈判及制定，要更全力推动。我们走向世界，与全球最大层面上的合作应该是法律框架内的合作。目前，除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外，中国已经和世界11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税收协定或安排，和25个国际组织和区域税收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与26个国家和地区相继签署了19个自贸协定。这些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极为重要的法律保障。建议要在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条约和相关区域的多边公约的谈判与签署方面，采取更强而有力的行动，积极缔结并且严格遵守有关的国际条约。

另一方面，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法律服务体系，要更全面构建。要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出发，从保障中国机构、企业、公民的合法权益入手，加强涉外领域立法工作，在尊重国际基本法律准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国法在解决涉外法律纠纷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加强与全球其他国家双边或多边的法律交流合作。要更加重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关注和研究各国立法、司法动态以及法律判例，从业务谈判到尽职调查，从法治环境比较到争议解决，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提供更强而有力的支撑。

三是提升企业走出去的竞争力。以提升企业ESG能力为抓手，引导企业顺应时势，主动求新、参与全球化竞争并加强国际合作，在“走出去”过程中练就迎击风浪的经验和能力。建议：一是可由行业协会、产业链“链主”企业等牵头，制定行业的ESG披露标准，构建既具有国际认可度又具备中国特色的ESG实践框架。二是鼓励企业通过应用数字化工具来提升管理效率，如开发碳排放监测系统、区块链透明化平台等，更加高效地进行ESG管理。完善ESG的专业教育和培训等，引导企业加大对ESG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建立完善的数据收集、管理和分析体系，提高企业的ESG管理水平。三要帮助企业参与国际倡议。例如，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全球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倡议）、CDP碳披露项目（全球领先的碳信息披露平台）等，与全球其他企业共同分享经验和实践，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提高透明度和公信力。加强对不同文化背景和市场需求的了解，指导企业构建有效沟通机制，积极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企业的ESG理念和实践，提高国际沟通能力和影响力，争取更多理解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