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依据人地关系的类型差异，探索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与地域模式，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主题，也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前沿课题。本文在系统梳理乡村发展范式演进规律的基础上，融合知识扩散和社会创新等概念，提出了知识驱动乡村新内生发展的创新路径。本质上，“知识驱动”是通过科学知识或经验在乡村地区的生产、传播、反馈和再生产等，吸引不同主体参与创新行动，形成集体认同和乡村发展解决方案的过程性创新。机制上，“知识驱动”可建构乡村转型的新话语体系、赋能乡村地方主体、搭建超越地方的网络链接，推动乡村行动者网络重组，转变乡村内外部主体的观念、态度与行为，实现知识乡村地方发展的技术路径更迭。实践中，“知识驱动”是一个多主体参与和多层级联动的复杂过程，包括知识或试验场搜寻、兴趣表达与扩散、集体学习与协调3个主要环节。当前需突破城镇化导向的“中心—边缘”思维定式，壮大城乡知识流动和创新的中介群体，畅通乡村地方与超地方主体的互动通道，推动乡村地方全面创新与现代化转型。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422104,42371205,42171211) ；南京大学“区域经济转型与管理变革协同创新中心”资助课题；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项目(2022317)~~

关键词：知识乡村；新内生发展；社会创新；乡村转型；乡村振兴；陈庄模式

作者简介：陈雯(1967-),女,福建宁德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1889M),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规划。E-mail:wchen@niglas.ac.cn；*高金龙(1988-),男,山东无棣人,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11469M),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E-mail:jlgao@niglas.ac.cn；

收稿日期：2024-07-17

1 引言

乡村是城市之外、承载农业相关活动及人群的主要区域，是维系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以及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重要空间。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长期“重城轻乡”导致的乡村衰退问题却未得到足够重视，成为制约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瓶颈[1]。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各地出台政策支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通过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等建设，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乡村面貌和农民生活、增强了乡村发展活力[2]。但长期“二元分治”引致的“城进村衰”局面短期内难以扭转，人口老弱化、土地空废化、环境污损化、产业空心化等“乡村病”尚未根治[3-4]。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摒弃“见地不见人”的传统发展模式，寻求统筹“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兼顾“输血”和“造血”功能的乡村发展新模式[5]。为此，探索适应地域条件的乡村振兴和转型发展创新路径与模式，是乡村地理学研究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课题。

关于乡村转型发展模式的研究，一直有外生（Exogenous）和内生（Endogenous）两大范式之争。其中，外生发展范式也称现代化范式，认为乡村是“落后”的象征，转型发展需要城市的现代性扩散，强调“自上而下”的干预和“外部导向”的支持[5-8]。内生范式则认为乡村发展的动力应源于内在驱动和本地资源，乡村发展的问题以本地化解决为主，不能过分依赖区域外过程，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是培育企业家精神，帮助乡村自主发展而非直接领导发展[8-10]。随着“地方”和“超地方”力量间裂痕逐渐扩大，西方学者转向采用“整合取向（Holistic Approach）”的框架来理解乡村发展的多重本质[11]。“新内生发展（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思潮，淡化了地域边界在理论构成上的重要性，突出了乡村既扎根地方又面向外部的交互特点，特别强调“内外共生”的路径混合（Hybrid Model），为新时代乡村转型发展路径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12-15]。有学者认为新内生的混合路径是对内生发展范式的延续和超越，将“为乡村地方主体增权赋能”作为逻辑起点，希冀通过“增强地方认同感和归属感”重新定位乡村的竞争优势，充分挖掘乡村内生潜力以最大化地方资源价值[8,16-17]，从而吸引外部力量嵌入，实现从封闭的地方实践向开放的超地方实践的转变[18]。也有学者指出新内生发展的“新”在于批判性地继承了外生发展强调的超地方干预，承认超地方主体是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19]，并主张乡村需要适度依赖超地方主体，以利用超地方网络捕获发展机遇，引进外生资源并识别外部威胁，从而构建“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有机嵌合网络[12,20-22]。

此外，乡村新内生发展还特别强调知识创造与传播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发展路径创新的基础，依赖于乡村地方的集体行动[22]。然而，剧烈的工业化、城镇化诱发乡村地区人口劳力、人才、资金等要素流失，削弱了乡村地方主体力量[18,23-24]。特别是在偏远落后的乡村地区，薄弱的地方主体能力限制了乡村检索和获取转型发展所需的知识，减少了地方主体参与知识再生产和传播扩散的机会，制约了乡村地方创新和发展转型行动。无独有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前以“部门下乡”“资本下乡”“技术下乡”为代表的“输血式”乡村振兴项目面临与地方需求匹配性差、地方主体参与程度低、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等系列挑战[25-27]。因此，搭建乡村地方内外主体间的联系通道，引导地方和超地方主体围绕破解发展挑战（共识）展开联动、合作和学习，不仅有助于乡村地方转型需要的新知识检索、地方化创新与流动，还有利于地方主体能力建设，实现内外生动力的有机嵌套，从根本上促进乡村地方发展的可持续转型。

鉴于此，本文试图在系统梳理“新内生发展”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融合知识扩散和社会创新等相关概念，将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实践/反馈”全过程纳入分析框架，探索提出一种知识驱动的乡村新内生发展路径，旨在为新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新的思路借鉴。

2 新内生发展：超越乡村发展“二元论”

2.1乡村发展的范式演进

在20世纪大部分时期，外生发展的现代化范式一直是乡村发展的思想主流[28-29]，其假定社会演化具有平行线特征，即所有社会都会从非理性和落后的传统社会，通过技术革新、消费升级、社会文化改进等，演化成为理性和发达的现代社会[30]。在地域类型上，城市代表“现代”，乡村代表“落后”，乡村的现代化进程通常与城市化融合在一起[29,31]。乡村地域被视为“城市的剩余”且被简化为农业生产空间，学者们将乡村发展问题归咎于农业生产的低效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边缘性”，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打破“边缘化”[32]。实践中，外生发展范式强调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等4个维度的现代化，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可应用的“蓝图”，但也暗示了乡村转型路径的单一性，即乡村发展主要依靠城市的辐射和带动[6,33]。外生发展范式因契合发展中国家的“线性追赶”逻辑，曾一度主导全球南方的乡村现代化实践，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乡村人口的流失[16]。

20世纪80年代，乡村研究重新转向区域发展和地域治理的视角，外生发展因其内含的“非正义性”而备受批判，内生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替代性的理论思潮[34-37]。内生发展不再将乡村看作需要外部支持才能走向“现代化”的落后地区，而是将乡村发展滞后的原因归结为本地社会参与动力的匮乏，导致地方资产的不可持续开发或闲置。内生发展更加重视乡村在社会、文化和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异质性，主张根据乡村地方特性设置差异化的发展目标和转型路径[28,38]。在强调内部力量的同时，内生发展对外部干预的态度走向了另一极端，试图淡化“超地方”存在以排除外生干扰的自治逻辑，被认为过于理想化[5,15,39]。尤其，对于地方能力薄弱的偏远地区，内生发展的效果并不理想[17,28,40]；而且对乡村精英阶层的“偏袒”，也导致地方行动者利益出现分歧[20]。

Ray在总结欧盟LEADER计划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内生发展”的概念，强调从根本上协调乡村地方的内生潜力与外生干预，通过促进地方与超地方互动来寻求乡村发展的“第三路径”[12]。本质上，外生与内生发展虽立场相左但并不对立，两种范式都呈现出一种植根于地理边界的空间权力极化叙事，具有相互补充和结合的空间[15]。其中，外生范式强调被动式的“要乡村发展”，是管理视角下由外部控制的地方发展，资源配置空间更大；内生范式则反映主动式的“乡村要发展”，强调地方发展进程的自主控制，更利于地方主体能动性的发挥[41]。“新内生发展”作为内生和外生发展的结合，继承了内生范式“自下而上”的主体性视角，强调乡村地方在发展路径选择、发展进程控制、发展收益分享上的权力，同时也重视对区域外要素资源的整合，在捍卫内生发展价值立场的基础上，承认并接纳超地方因素与地方内生力量的互动和融合[11,14,39]。

2.2知识：新内生发展的关键

作为一个高度“经验主义”的理论，新内生发展是对传统乡村发展模式及“外生—内生”二元主义批判基础上产生的，具有明显的“后验式”色彩[32,42]。如表1所示，新内生范式倾向于将乡村理解为社会关系的空间，这种基于“关系思维”的观点挑战了原有乡村发展范式中的“二元对立”，强调内外部资源和行动在跨尺度网络中的高效链接。换言之，新内生发展是乡村地方与超地方网络联结作用的结果，单纯依靠乡村内生力量难以激活本地资源，只有依靠地方与超地方网络的跨尺度互动，才能获取区域外资源，与乡村地方资产相匹配，以推动社会资源的可持续开发[8,12,16,20,43]。

表1 乡村外生、内生与新内生发展的基本原则

作为“跨尺度网络”构建与联结的前提，乡村地方与超地方主体间的“共识”是新内生发展实践展开的关键[44-45]。知识作为“触媒”，可以帮助甚至驱动乡村内外部主体在完全沟通的理想情况下围绕解决乡村发展的具体问题达成共识，进而建立伙伴关系生成跨尺度网络，实现发展要素的地方嵌入和重组，推动形成跨越乡村地方的“行动联盟”[46]。通过联盟内部的相互学习、实践和集体行动会加速知识在乡村地方的适应性创新和扩散，从而实现地方主体观念态度、实践经验等系统性转变，推动乡村地方发展路径的社会性变革[46-47]。因此，“知识驱动”本质上是一种过程性的创新，旨在提供可能比既有发展路径更优的改进方案，以促成“集体行动”使更多主体参与并生产社会变革[48]。相比于解决具体的乡村实践问题，“知识驱动”更关注乡村地方的资产培育，强调地方和超地方网络的构建与再构建，希冀通过跨尺度网络构建最大限度地整合内外资源，提升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驱动”既沿袭了新内生发展对地方与超地方要素的兼顾，同时又具有现代化叙事的社会改良内涵，更符合中国乡村振兴对政策实用性和创新性的关注以及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

3 知识驱动新内生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3.1知识驱动的内涵解析

概念上，“知识”是指理解信息和运用信息解决不同问题的能力，也是形成先进技术和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演进的力量源泉[49]。形式上，“知识”可以按传播方式分为“编码知识（Coded Knowledge）”和“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50]。其中，编码知识是能够以语言和图形等进行形式化处理的传统和现代知识，通常需要超越乡村地方的外部主体引入，包括事实知识和原理知识等；默会知识也称缄默或隐性知识，是指不能或者难以编码和估量的知识，通常依赖乡村地方主体长期的经验积累或习惯，包括技能知识和人力知识等。按照新内生发展的理论，乡村发展既需要外部编码知识的地方植入，也离不开地方默会知识的在地化传播[50]。在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实践中，农民不可能按照工业化的制式重复操作完成生产，需要更加综合性地思考和实践，有“更高的判断力和预见性”。基于这一逻辑，乡民作为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的主体，更加需要知识和信息赋权，以获取并掌握新观念、新技术，并与乡村地方和自身经验知识相结合，从而实现理性的科学生产。

“知识驱动”是通过吸引乡村内外不同主体参与知识的生产（科学研究或经验积累）、传播、反馈和再生产等过程，形成创新行动网络，并通过网络互动实现参与者（包括农民及其他主体）态度、行为或观念的转变，形成集体认同和全新的乡村发展解决方案。在当前的乡村发展实践中，大量工业化城镇开发与建设的理念、方法和技术手段被不加“改造”地应用于乡村，一方面带来过度建设问题，破坏乡村自然生态的原真性与完整性[51]；另一方面也因违背乡村分散化和农业在地化的特点，导致大量设施利用效率较低、维护成本高昂、乡村产业投资收益不高等矛盾不断显现[52]。因此，应对乡村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生态绿色转型的现实要求，需要适应乡村分散化、低成本、易推广的市场特性，加快生态产业（农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及生态保护修复等知识和技术的地方化创新和推广应用。这些领域的“知识”在乡村地域内外生产—传播/扩散—迭代循环的复杂过程，既是发挥“知识”的信息媒介和工具力量，引领乡村内外部主体建立联系、交流学习新知识与技术、融合地方累积的历史经验，寻求乡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解决方案的探索过程，也是利用各类社会资本、动员各类主体、整合内外部资源推动乡村发展路径转变的“社会创新”过程[53]。这也是培育和强化乡村地方能动性，主动应对乡村衰退问题挑战，寻找新的发展机会，推动乡村地方发展转型与持久存续的关键途径。

3.2知识驱动的作用机制

从“社会创新”的视角看，“知识驱动”是以乡村地方转型的问题挑战为逻辑起点，通过内外部主体间的话语体系构建，并赋能各类主体，从而搭建超越乡村地方的网络链接，重组行动者网络以实现治理创新，促进乡村内外部行动主体的观念、态度与行为转变，从而更迭乡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路径，推动乡村地方的发展转型（图1）。

图1 知识驱动乡村地方转型的作用机制

其中，“话语构建”是指在知识驱动过程中，新理念、新技术的传播会促进内外部主体间的互动学习与交流，从而在多元主体间形成关于乡村可持续转型问题挑战及乡村地方转型潜在路径等的共识，推动建立有利于技术或组织变革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43]。“主体赋能”是指通过主体间的互动建立彼此间的信任关系，实现地方主体的信息赋能、教育赋能及制度赋能，推动培养地方领导力和领导者[54]，改变乡村地方主体的行为规范和创新能力，参与知识（再）生产并重新配置乡村地方资产。“链接构建”主要指城乡联系网络的贯通，知识驱动通过打破城乡间“信息茧房”，建立乡村地方与外部行动者“对话”通道，引导超地方思想、知识和技术源源不断地输入乡村并与地方知识融合，促进新知识和技术的地方化再生产[53]。“治理创新”是指在前述3个作用机制基础上，建立多元主体间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机制，促进地方与超地方主体间的信息共享、互动学习和集体行动[44]，助力乡村地方的经济社会转型创新行动，实现对乡村地方要素资源的高效利用和高质量开发[47]。

3.3知识驱动的社会创新过程

知识驱动的乡村社会创新表现为一个行动者网络的建构与发展过程，具体可分为知识或试验场搜寻、兴趣表达与扩散、集体学习与协调3个环节（图2）。其中，“知识/试验场搜寻”是指个体或部分行动者受初始动力刺激，改变他们的行为/态度成为初始行动者，初始动力可以是地方主体为解决具体的发展问题或满足特定需求而进行的“知识搜索”，也可以是超地方主体为推广某项技术或政策而寻找乡村“试验场”的外部事件。“兴趣表达扩散”是指具有共同兴趣或利益诉求的其他潜在行动者被初始行动者的行为/态度变化所吸引，加入网络成为新的行动者并效仿和扩大创新。“集体学习与协调”是指网络中的行动者对新行为/态度进行协商和博弈，并逐渐形成集体学习的过程，期间个体行动者的角色和去留状态不断变化。当网络中绝大多数行动者形成并认同新的行为方式时，社会创新便获成功，原有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得以实现；否则，新的观念和行为仅被小部分初始行动者采用，既没有被模仿也未获普遍接受，更无法导致切实的改进，意味着乡村转型发展的失败。

图2 知识驱动社会创新与传统技术经济创新的过程比较

注：根据参考文献[46]改绘。

知识驱动的乡村社会创新实践也是一个多主体参与和多层级联动的复杂过程。在不同阶段，知识驱动乡村社会创新所面临的关键障碍各异，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博弈关系也在动态变化（图3）。初始阶段，地方如何获取“有用”的知识，或者外部知识如何确定“合适”的试验场所，乡村内外部主体间的联系通道如何构建（包括知识技术的供给来源和落地转化途径）是“知识/试验场搜寻”的关键。这一阶段的行动主体主要是利基知识的开发人员和终端用户（农户），以及推动创新知识传播和技术落地的跨界者、服务提供者等。其中，农户与开发人员的互动推动了外部编码知识与地方缄默知识的融合，促进创新知识技术地方再适应，形成乡村地方转型发展问题的技术解决方案；跨界者既帮助乡村地方“梳理”转型发展的障碍、知识和技术需求以及“供—需”对接和市场对接，还辅助建立地方农户与外部技术开发人员之间的初始信任关系，促进利基创新的“孵化”，更助力形成乡村地方发展转型技术路径选择和创新的“话语建构”。其次，“兴趣表达与扩散”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拓展支持乡村发展转型技术方案采用的行动者网络，关键在于通过跨界者与政策制定者等威权机构协作，强化乡村地方发展转型路径创新的“话语”和制度创新，“强力”赋权初始行动的农户（群体），培养乡村地方发展转型的领导农户，改变乡村地方的创新治理权力平衡，借助传统乡村社会的熟人特征，不断拓展乡村发展创新的地方行动者网络。最后，“集体学习与协调”阶段在跨界者作用下初步形成了链接乡村地方内外和各类主体的学习与创新网络。但是乡村地方发展转型的路径创新所需的知识和技术类型的丰富与否、乡村地方主体与跨界者群体（中介组织、金融机构等）联系得紧密与否、乡村地方产品和服务与外部市场链接网络的顺畅与否等从根本上左右了乡村地方发展转型创新网络的运行状态。

图3 知识驱动的多元行动主体及其交互

4 知识驱动新内生发展的实践：陈庄案例

4.1为什么选择“知识乡村”

陈庄是江苏省句容市茅山风景区管委会李塔村下辖的自然村，地处茅山山脉的九龙山深处，属于太湖流域上游水源涵养区，周边自然生态环境本底优良，是苏南地区少有的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自然村落。过去10年陈庄通过内外生力量链接知识驱动实现了乡村生态、绿色、可持续转型，在富村民的同时也富了生态，给乡村带来由内而外的持续发展动力，彰显了知识乡村在中国语境下的适用性。如图4所示，陈庄及周边农田和山体总面积约215 hm2，农田、水塘与森林交叉错落，具有完整的浅山生态系统。2014年全村农户80户，户籍人口267人，超过34%的村民外出务工；人口平均年龄42岁，拥有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村民占比仅分别为13.8%、9.4%和3.4%。

图4 陈庄的地理区位示意与自然景观鸟瞰图

注：图c为本文作者于2020年7月无人机拍摄。

过去几十年，陈庄经历了明显的经济社会衰退，物质景观与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甚至一度被列入《句容市镇村布局总体规划（2006—2020年）》的“拆村并点”名录。作为快速城镇化地区最普通乡村聚落代表，陈庄的知识乡村实践得以进行至少有3方面原因：(1)国家和地方对乡村振兴的迫切需求。2015年茅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完成《陈庄乡村转型发展与建设规划（2016—2020年）》，并于2018年入选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试点，是陈庄从“废子”到“示范”转变的关键[55]。(2)外部知识力量的长期跟踪支持。2014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项目将陈庄确定为乡村转型及运营试验基地，开始了长达10年的知识驱动乡村新内生发展试验，并根据乡村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协调20余个科研团队加入转型试验。(3)社区参与的迭代创新方法。试验初期，超地方主体作为初始行动者承担跨界者功能；随着内外部主体间交流的深入，部分村民积极学习先进知识以及适应超地方语境的互动方式，逐渐成长为早期行动者甚至是乡村转型的领导者，主动承担跨界链接作用，通过自身示范、与其他村民共享乡村发展利益等方式，带动并组织其他村民参与转型实践[56]。

4.2“稳定发展”的生态（自然农法）农业

2014年前，陈庄主要生产经营活动为粮食和蔬菜、苗木、花卉种植及少量的畜禽养殖，户均年收入约4万元，低于句容市的平均水平。虽然部分村民通过苗木、花卉种植等获得相对可观的短期收益，但苗木、花卉等对水土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一方面破坏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存在较强的单一市场风险[52]。客观地讲，陈庄生态农业转型的初始动力并非源自地方内生的产业转型需求，而是自然农法种植作为外部技术寻找乡村“试验场”的结果。早在2010年，来自中国科学院（CAS）的科研团队就曾在苏州、无锡等地寻找适合自然农法种植的试验基地。由于技术推广和村民培训的渐进特征与彼时地方政府的乡村建设诉求存在偏差，早期的“试验场搜寻”均未获成功。直至2014年，该科研团队依托中国科学院STS项目，与镇江市及下辖句容市的地方政府达成合作意向，选定陈庄为生态保育与环境治理、绿色生产生活有机循环技术的试验场。

在绿色技术和农业生态转型实践中，科研团队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让村民认识到传统生产方式的资源环境危害和生态化生产（自然农法）的比较优势，并愿意参与生态化种养实践。为此，科研团队于2014年春季开展了为期3个月近500人次的入户访谈，收集关于陈庄的生态、经济、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网络等地方性知识；同时，通过与村民不定期面对面交流、召开村民大会、与地方政府及村委会正式沟通等，逐步建立与各方的信任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开设生态化种养培训课程，选择先锋农户进行自然营养肥料生产、病虫草害生物物理防控的本地化试验，探索和固化地方果蔬的自然有机化生产技术规范。在科研团队的营销技术和市场信息支持下，先锋农户生产的首批自然农法果蔬产品顺利上市并成功对接了首批消费者[57]。至此，生态化种养技术得到先锋农户的认可，初始行动者的地方网络构建完成。

随着先锋农户通过生态化种养实现增收，越来越多的农户被吸引加入，早期行动者网络也在“兴趣表达与扩散”过程中持续扩张。目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陈庄，参与生态化种养和农产品加工销售等创业活动，并逐步成长为新一代的示范者和引导者。在科研团队和地方政府的引导支持下，陈庄村民自主成立了自然农法果蔬、农副产品等合作社，创立了“自然陈庄”有机蔬菜品牌，在村庄内部通过协商和博弈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利益协调和分配模式（图5）。由此可见，陈庄的生态农业转型实践是由外部力量作为初始行动者，通过建构“自然农法比较优势”的话语体系，吸引先锋农户作为早期行动者搭建地方与超地方链接；进一步通过对早期行动者的教育和信息赋能，培养创新实践的领导农户和二代跨界者，从而拓展行动者网络，最终实现最大范围的集体学习和乡村地方的社会性创新。

4.3“一波三折”的乡村“厕所革命”

除产业的生态绿色转型外，“厕所革命”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特别是，面向陈庄农户的分散化布局特征和农业转型发展需求，如何实现废弃物的集中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是陈庄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亟待解决的另一课题。不同于自然农法技术“寻找试验场”的过程，陈庄“厕所革命”的初始动力来自乡村地方的内生技术需求，具有自下而上的“知识检索”特征。囿于乡村地方“知识检索”能力限制，陈庄依托地方政府“技术下乡”工程，于2014年引入了国内广泛采用的“化粪池+重力管网”污水处理系统。但是，陈庄浅山丘陵地形特征无法满足重力污水管道铺设对高差的要求，该项技术最终因无法达到预期的污水处理效果而宣告失败。

图5 陈庄的农副产品合作社及其组织架构

为彻底解决生活污水问题和消除健康隐患，同时为后续资源化利用奠定基础，科研团队结合陈庄住户分散特点开始新一轮技术筛选，并经过充分调研和社区参与反馈，于2016年8月13日在村民大会通过采用“负压源分离资源化系统”的“厕所革命”技术。如图6所示，作为乡村地方代理人的科研团队除前期的技术筛选外，还凭借与村民前期建立的互信关系宣传技术方案的优势（可实现粪尿、餐厨垃圾、秸秆的协同处理，并产出有机肥料用于自然农法种植），并获得44户村民签字支持，从而扩大行动者网络。与此同时，科研团队采用科研经费投入的试验方式，打破地方政府对既有技术的路径依赖，最终获得地方政府认可并作为关键行动者加入网络。最后，地方政府与科研团队经过多次协商制定具体的施工方案，并共同协调设备供应商等各方力量加入行动者网络，降低设备和施工建设成本，村民承担施工及后续维护工作，实现创新网络的社会扩张。在此过程中，科研团队实现了从乡村地方代理人（跨界者）到初始行动者，再到网络协调者等系列身份的转变；地方政府也从技术监管者和潜在行动者转变成为关键行动者和创新促进者；村民志愿者从创新效仿者成长成为示范者和引导者。

图6 陈庄“厕所革命”的社会创新过程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入手，系统梳理乡村发展范式演进规律，并融合新内生发展、社会创新等相关概念，尝试提出一种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知识驱动乡村转型发展的创新路径。本质上，“知识驱动”是通过科学知识或经验在乡村地区的生产、传播、反馈和再生产等，吸引不同主体参与知识创新行动，共同建立乡村发展解决方案，推动乡村发展转型的过程。由乡村内部或外部主体为解决具体问题或转变地方发展观念而激发社会创新的初始动力，推动在广域范围进行知识或试验场搜寻，构建创新驱动乡村地方发展问题解决的新话语体系。新话语体系通过赋权初始行动者和利益表达与兴趣扩散，吸引更多主体参与拓展创新网络和集体行动，促进更迭乡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路径，推动乡村社会的系统性变革，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强调的是，搭建超越乡村地方的网络链接，促进乡村地方内外多元主体针对发展问题的互动学习与行动协调，是诱导知识驱动乡村发展转型实践的关键。

知识驱动的乡村新内生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乡村发展变革过程，既包含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的新知识新技术的创造与应用，又涵盖治理体系的创新。知识驱动的乡村新内生转型还是一个多主体、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交互过程。特别是，中国传统乡村的地方内生学习和创新能力薄弱，公共研究机构和技术推广组织又难顾及各地的差异化特征，建立符合个性化需求的定制技术供给服务，这从根本上限制了城乡地域之间的知识和技术交流，制约了地方和超越地方的多主体网络的链接构建。同时，传统乡村地方生产生活知识与技术体系的路径锁定，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乡村地方发展路径变革的阻力。在陈庄的转型试验中，外部科研团队扮演了“跨界者”的中介角色，通过推动生态化生产技术与绿色基础设施的地方化实验，帮助建立了乡村地方内外的链接网络；借助具有比较优势的生态农产品生产销售网络的建立，打破了本地固有的农业发展路径锁定，促进乡村地方农业的生态化转型与小农业生产嵌入地方市场迭代创新。

虽然目前很难说原本衰退的陈庄已经实现全面振兴，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化知识和技术可以改变生计轨迹的思想确已融入当地社区文脉。而且短暂的生态农业发展历程帮助培养了新生代乡村精英群体，与社区外部互动的经历也赋予了他们经营和拓展超越地方的创新网络的勇气、经验和能力。这既是新内生发展理念落地实践的关键，也是中国传统乡村地方重塑内生活力的必由之路。陈庄的实践经验也启示：现代化导向的农业农村支持政策，需要转变短期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考核评价重心，需要更加关注长期化的农业和乡村发展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及其扩散服务和人才培养等体系建设，重视技术培训下的村民自主生产经营与村庄规划建设管护，发挥村民主观能动性推动知识乡村建设；打通乡村知识和科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让知识和技术真正落地乡村，为农民所掌握；促进城乡知识—技术流动网络及农食生产营销网络建设，推动乡村地方发展治理体系创新，助力乡村可持续发展和乡村现代化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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