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长三角四省(市)2007年、2012年和201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实证分析四省(市)研发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间的互动性、协调性、融合性以及开放共生。研究发现：四省(市)产业互动水平不足，研发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间的相互作用较弱；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处于非均衡融合状态，上海市两产业融合程度高且较为均衡，产业开放水平高，国际化导向显著。

基金：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协同路径研究(2023AH040146)

关键词：研发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创新效应；投入产出表

作者简介：常愉珠(2002—)，女，河南驻马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方大春(1973—)，安徽马鞍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研发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一个分支行业，与先进制造业有复杂的产业关联，二者的融合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一方面，研发服务业通过向先进制造企业输入“知识”来取代粗放型生产要素，实现优质、高效生产；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研发服务业的研发成果也能得到转化。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产业创新在全国具有引领地位，为促进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的发展，需不断推进长三角地区研发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共生。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术界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共生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二者融合共生关系的演化分析。王玉玲[1]指出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经历了一体化、分化独立、共生融合三个阶段。陈春明等[2]通过构建共生模型来探究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间的共生关系。王芳[3]认为“需求遵从论”和“供给主导论”是特定时期和区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二者关系的历史产物，两业会长期互动发展并深度融合，达到一种均衡状态。二是两产业间的关联程度分析。刘浩等[4]提出制造业需要投入生产性服务业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此过程也能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创新效率。唐晓华等[5]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具有“U”型影响。王孟欣等[6]发现制造业与服务业联系越紧密，研发创新成果越多，技术进步速度越快。

综上所述，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共生方面学者们进行了诸多探索，但对于研发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共生方面的研究较少，对长三角地区研发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创新共生问题的研究更为缺乏。鉴于此，本文使用长三角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四省(市)2007年、2012年和2017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1)，从互动性、协调性、融合性和开放共生四个方面探究研发服务业驱动先进制造业创新共生的动态体系，以促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并为其他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二、创新共生动态体系

当前，对大数据、物联网等的应用，推动了先进制造业与研发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研发服务业之间的关联趋向高层次、高质量以及高级化[7]。研发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共生形态表现为四个方面：互动性、协调性、融合性以及开放共生。

产业关联互动是二者创新共生的第一阶段。研发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关联互动使得制造业不断走出“微笑曲线”的底端，产业结构得到优化[8]。产业协调是二者创新共生的第二阶段。先进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应意识到研发的重要性，加大研发投入；研发服务业通过将技术知识运用到生产中，可以提高制造业生产力进而增加对研发服务的需求。产业融合是二者创新共生的第三阶段。产业融合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从产业共生层面的融合角度来看，其实现方式有技术上的互补、产品上的供需以及业户单元组合三种[9]。产业开放共生是二者创新共生的第四阶段。开放共生状态可以使两产业技术、人力、资本等充分融合。先进制造业在融合中可以实现资本深化，研发服务业在不断供给中产生正外部效应，形成规模经济。

三、创新共生效应测度

以长三角四省(市)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四省(市)2007年、2012年和2017年投入产出表。先进制造业与研发服务业的范围界定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以及刘佳等[7]的相关研究。

(一)互动性

研发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互动性是互利的。使用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来衡量先进制造业与研发服务业的产业关联互动效应。中间需求率越高，该产业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存在的性质越明显。公式为：

中间投入率指某产业部门在其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投入在总投入中所占的比例。值越大，意味着附加值率越低，但其产业的带动力较强。公式为：

根据渡边、钱纳里等的研究，产业类型如下：最终需求型(G<0.5,W≥0.5)、中间产品型(G≥0.5,W≥0.5)、最终需求基础型(G<0.5,W<0.5)以及中间产品基础型(G≥0.5,W<0.5)。

表1 2017年四省(市)先进制造业与研发服务业关联互动效应比较

从产业类型的分类及表1可以看出，2017年，江苏、浙江、安徽的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专用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业属于最终需求型产业；四省(市)交通运输设备业属于最终需求型产业；仪器仪表业在上海、浙江、安徽属于中间产品型产业，在江苏属于最终需求型产业。对于研发服务业，四省(市)中间投入率均大于0.5，安徽中间需求率大于0.5，属于中间产品型产业。上海、江苏、浙江中间需求率均小于0.5，研发服务业更多作为消费资料，属于最终需求型产业，这三省(市)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可以提供较多的科学技术产品。

综合来看，2007—2017年(2)，上海研发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率下降，中间投入率大致不变，说明上海市逐渐向外省(市)输出研发服务；浙江和江苏的中间需求率、中间投入率变化波动较小，两省的研发服务业处于发展阶段；安徽省研发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有一定幅度上升，表明安徽的研发服务业发展水平提高，产业拉动能力增强。四省(市)先进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率较高，基本维持在0.8左右，部分先进制造业细分部门的中间需求率大于1，产业部门有高带动能力特征。

(二)协调性

研发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协调性表现为两者的相互促进，该过程具有持续性以及动态性的特点。使用感应度系数、影响力系数来衡量研发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协调性。感应度系数反映某一部门对其他部门最终需求变化的敏感程度。公式为：

其中，Si为感应度系数，Aij为列昂惕夫逆矩阵中的元素。Si越大，表明该产业对其他部门的需求反应越灵敏，基础产业属性更显著。

影响力系数指该部门增加一单位最终产品时，其他部门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公式为：

其中，Fj为影响力系数。值越大，该产业的经济影响力越大，对国民经济的推动力越大。

借鉴胡晓鹏[9]的方法，将投入产出表中的产业部门分为五大类，分别为先进制造业、研发服务业、其他制造业、其他服务业以及其他产业。根据式(3)和式(4)得到分解后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见表2。

先进制造业与物质生产密切相关，其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较大；四省(市)研发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作用较弱，上海为0.174，江苏为0.170，浙江为0.180，安徽为0.189；四省(市)先进制造业对研发服务业的作用更为微弱，均小于0.020。四省(市)先进制造业对自身的感应度以及影响力均大于其他产业，且先进制造业对自身的影响力系数占比均大于60%。四省(市)研发服务业自身感应度较高，显示出强劲的“干中学”效应。

表2 四省(市)先进制造业与研发服务业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分解

(三)融合性

研发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产业协调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二者的融合。借用王玉玲[1]的产业融合指标体系，对两产业的融合性进行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

表3 四省(市)先进制造业和研发服务业的融合程度比较

由表3可知，2007—2017年，江苏、浙江先进制造业投入率呈下降趋势，上海、安徽先进制造业投入率先升后降。上海先进制造业需求率最大，其先进制造业对研发服务业的依赖程度最高。上海和浙江的研发服务业投入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江苏和安徽两省研发服务业投入率变化幅度较小。对于研发服务业的需求率，除安徽有较小幅度上升之外，其余三省(市)大幅下降。安徽省投入融合均衡度有较小提升，江苏和上海降低，浙江省先升后降。上海、江苏、浙江的消耗融合均衡度持续上升，说明三省(市)“两业融合”非均衡程度升高。安徽的消耗融合均衡度持续下降。

(四)开放共生

开放度是衡量共生关系广度的重要指标。依据贸易理论度量产业开放度，公式如下：

其中，FOIij为i地区j产业的对外开放度，值越大，开放程度越高。EMYCDij为出口依存度，IMYCDij为进口依存度，Eij为出口总量，Iij为进口总量，Zij为产业产值。结果见表4。

表4 2017年四省(市)先进制造业和研发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度

由表4可知，2017年，江苏、浙江、安徽的先进制造业对外开放度小于1，有明显的区域化导向。江苏、浙江研发服务业对外开放度为0，说明两省研发服务全部被内部消耗；上海研发服务业对外开放度最高，为0.126，呈现出国际化导向。从各产业部门来看，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四项产业部门在个别省份对外开放度大于1，具有较高的国际化导向；其余七项产业的对外开放度都小于1，区域化特征明显。

2012—2017年(3)，四省(市)研发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度都有所降低。江苏、浙江、安徽的区域化特征明显，先进制造业各细分部门的对外开放度波动较小，产业结构未发生明显改变；上海市因其经济地位以及国家政策的倾斜，先进制造业的对外开放度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导向。

使用增加值结构系数来对四省(市)相关产业的共生效应进行测度，该系数可以明晰该部门增加值的分配去向[10]。本文增加值系数包含四项，分别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增值系数，计算公式参考刘佳等[7]的研究。具体计算结果见表5。

表5 四省(市)研发服务业的增加值结构系数

由表5可知，2007—2017年，四省(市)劳动者报酬增值系数和生产税净额增值系数均有一定幅度的提升，表明支付研发人员的费用占研发投入的比例在提升。江苏、浙江、安徽固定资产规模比例降低，上海固定资产规模增大，资本存量增加。江苏、安徽营业盈余增值系数提升，上海和浙江小幅下降。与劳动者报酬系数相对应，上海和浙江两地研发产业更多地向研发人员倾斜，研发人员劳动报酬比率高于其余两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互动性、协调性、融合性以及开放共生四个维度，分析长三角地区研发服务业驱动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共生效应。研究发现四省(市)存在显著异质性：上海市研发服务业研发能力较强，并且逐渐向外省输出研发服务，对国民经济有一定的带动能力。相较于其余三省，研发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间的相互作用最强，但仍处于低水平阶段。两产业的融合程度高，也相对均衡，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呈现出国际化特征。江苏省先进制造业具有高带动能力，研发服务业处在快速发展阶段，二者的互动较为对称。但是研发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间的相互作用较弱，处于非均衡的融合状态，产业域内导向性强。浙江省研发服务业属于最终需求型产业，科研能力强，对自身的感应度以及影响度大。但是研发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处于非均衡融合状态，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安徽省研发服务业属于中间产品型产业，先进制造业具有高带动能力。近年来，先进制造业和研发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逐步提高，但整体上两产业处于非均衡融合状态，对外开放程度低。

(二)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上海市应积极探索并制定相关措施，持续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激发研发服务业的生产力，发挥各部门优势，高效率地将知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研发服务业协调发展。江苏省要加大各产业链间的融合互补，提升产业价值链，并逐渐使其向均衡的融合程度发展。此外，需加强与上海、浙江、安徽三省(市)知识、技术、人才的流通，增强融合发展内生动力，努力实现创新驱动下的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开放性的共生状态。浙江省政府应重视研发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协调性，制订相关政策，促进两产业专业化发展。以均衡融合为目标，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生产效率。加强对其他省份产业间交流，重视要素流通以及人才引进。安徽省应加强规划引领，做好融合发展布局，强化对外输出能力，重视研发人才培育和引进，充分发挥研发部门以及制造业部门的比较优势，将更多的研发技术应用到生产部门，实现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王玉玲.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D].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17.

[2]陈春明,高雅丰.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模型及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2021(11):69-76.

[3]王芳.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一个文献综述[J].商业经济,2021(12):47-48.

[4]刘浩,原毅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生行为模式检验[J].财贸研究,2010,21(3):54-59.

[5]唐晓华,余建刚,刘蕊.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24,40(23):97-102.

[6]王孟欣,蓝汉勇,李朗.产业关联及技术创新扩散效应:基于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分析[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1):24-36.

[7]刘佳,石慕凡,陈小翔.研发服务业驱动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共生效应:基于京、沪、苏、浙、粤投入产出表的动态比较[J].经济问题,2021(10):77-86.

[8]徐春华.广东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情况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21(30):83-85.

[9]胡晓鹏,李庆科.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关系研究:对苏、浙、沪投入产出表的动态比较[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26(2):33-46.

[10]司增绰,曹静云.研发业产业关联效应的地区差异研究:以东部经济较发达省市为例[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3):13-22.

注释

(1)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每五年统计一次，目前2022年数据尚未公布，故样本截至2017年。

(2)篇幅限制，文中未展示2007年和2012年四省(市)先进制造业与研发服务业关联互动效应比较的表格。

(3)篇幅限制，文中未展示2007年和2012年四省(市)先进制造业和研发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度的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