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提高，精神文化消费迈入量质齐升新阶段，不仅成为驱动居民消费能级跃迁的核心引擎，更成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建设文化强国与促进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驱动力。在理论层面，文章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消费理论，明确精神文化消费力作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关键能力，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生产力提升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力量。在实践层面，文章从经济基础、代际需求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维因素出发，剖析我国精神文化消费的现实图景与影响因素，并聚焦数字时代下精神文化消费场景的范式变革，归纳出虚拟原生型、实体增强型与产业融合型三类新场景及其核心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从政策协同、供给优化、技术赋能、空间联动、主体培育与环境完善六个维度系统构建精神文化消费力的提升方略，以激发内需潜力、推动文化繁荣，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精神文化消费；精神文化消费力；数字技术；精神文明；文化强国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全面小康时代新兴消费力发展研究”（20STA03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学术社团资助项目“‘新’与‘质’双维度下中国消费力测算与提升路径研究”（24SGC058）

作者简介:尹向东（1964—），湖南邵阳人，经济学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消费经济学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消费经济、产业经济;周希禛（1985—），女，湖南常德人，经济学博士，湖南湘江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国有经济、消费经济、产业经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这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锚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2]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之一，消费与生产共同构成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当前，我国消费市场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传统消费与新兴消费协同并进，消费者在追求更高品质产品的同时，更加注重个性化消费体验，文旅消费等精神文化消费蓬勃兴起。但同时也要看到，在提升精神文化消费力上还面临着消费购买力不足、文化消费观念滞后导致的消费主体缺位、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质量不高引发的消费客体失位、文化消费市场监管不足造成的消费环境不优等突出问题，亟待通过系统性改革实现破局。提升精神文化消费力，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直接途径，也是超越物质层面、体现高层次追求的重要形态，更是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一、精神文化消费力的理论意蕴

精神文化作为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物质文化发展基础上的产物，体现了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情感表达和智慧结晶的文化形态，是文化体系中深层次、核心性的部分。它聚焦于人类的精神世界，反映了人们对世界、对自身、对社会的认知、感悟和追求。消费力是指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文化需要对消费资料（包括劳务）进行消费的能力[3]。精神文化消费力是消费者为了满足自身精神文化需要，而消费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能力[4]。

（一）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消费力和生产力具有相同的重要性，不能只注重生产力而忽略消费力。马克思认为“消费力”是“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5]790从理论上看，消费力分为个人消费力和社会消费力，个人消费力是由收入水平决定的，而社会消费力则是由社会分配关系决定的。“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种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5]506-507这意味着消费力主要受两方面关系影响：一是分配关系，二是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培育消费力的关键是收入问题，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弹性有所差别，相对来说，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弹性最高，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6]。

消费力和生产力是相互促进的，消费力提升促进了人的素质提高，使人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提出：“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发展作用于劳动生产力”[7]。人是消费的主体，只有人才能通过生产性消费把生产资料转化成产品。物质消费是人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精神文化消费既是人们为满足精神需求而进行的活动，也是人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得以延续的前提。正是人类特有的丰富精神需要产生了精神文化消费，而又因为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通常交叉，所以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界限并不清晰，人可以通过物质消费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精神文化消费也常以物质消费为载体。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消费理论

尹世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消费力的概念[8]。他认为，精神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核心，文化教育是第一消费力，主张以人为本发展消费力[9]。健康的精神文化消费一般是高层次的消费，提高精神文化消费力主要作用有三个方面。第一，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精神文化需要在本质上属于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要。只有满足这一需要，才能提升享受资料、发展资料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从而提高消费层次和质量，从根本上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第二，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生产力发展。健康的精神文化消费一方面能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高层次消费需要的满足，调动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健康的精神文化消费能促进人的整体素质、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从而推动生产力水平提高。第三，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精神文化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关系，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既能促进物质文明建设，也能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消费是“两个文明”的结合点，提高精神文化消费力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关键推动力。

现有研究围绕如何提高精神文化消费力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注重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10]社会主义文明的实现关键要落实到个体层面，提升每个公民的文明素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个人精神文化消费。第二，提升精神文化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这关键是要拓宽精神文化消费领域，包括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知识型消费、高层次的娱乐健身消费以及旅游观赏型消费等，以利于发展人的智力、陶冶情操，提高精神境界和综合素质，在拓展精神文化消费领域基础上，提升精神文化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第三，优化文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两者相辅相成，只有在消费需求和需求结构变化的规律性基础上，确定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策略，才能以产业带动消费结构的优化，消费结构的优化反之也可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实证研究发现，1978—2018年家庭消费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贡献比例大约为80%，服务业产品收入弹性大于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有重要影响[11]。文化消费产业繁荣发展不仅能满足人们的高质量精神文化消费需求，更能合理地引导精神文化消费发展方向[12]。另有研究基于2010—2020年中国文化产业数据证实，文化产业数字化直接促进了文化消费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和数字技术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13]。第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文化基因是民族特质和生命力的集中体现，是民族精神的根基[14]。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积淀的文化基因是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精神源头，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这些丰富的传统文化基因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以及周围环境中，一方面能不断促使消费主体产生对传统文化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意识，另一方面让消费客体从传统文化中创新从而刺激传统文化消费[15]。

二、精神文化消费力的实践基点

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之一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当物质生产能基本满足人民的需要后，我国正处于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精神文化消费升级的新发展阶段。当前，我国提升精神文化消费力还面临着一些现实瓶颈，全面分析精神文化消费力的影响因素和精神文化消费场景范式变革，是推动精神文明发展、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实践基点。

（一）精神文化消费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精神文化消费力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既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及消费者自身情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又在时间和区域空间维度上呈现复杂动态的变化特点。在宏观层面，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技术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状况、政府公共文化领域支出及相关的文化消费政策等，都会对精神文化消费力产生影响。在微观层面，消费者个体的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是影响其精神文化消费力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作为购买能力的直接体现，是影响精神文化消费力的关键因素。除了收入，闲暇时间和知识储备对精神文化消费力也有着重要影响，闲暇时间反映了个体的时间分配能力，知识储备则体现了其文化解码能力。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所属的特定群体等个体特征，也会影响精神文化消费力。例如，“90后”对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最为旺盛，这是因为他们更愿意为情感互动和价值认同进行消费。

1.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是精神文化消费力的物质前提，主要体现在居民收入水平、服务消费支出结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消费者的精神文化消费欲望和消费潜力。

在收入水平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直线上升趋势，从2014年的20167元上升到2024年的41314元，年复合增长率约为7.4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29381元上升到2024年的54188元，年复合增长率约为6.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9892元上升到2024年的23119元，年复合增长率约为8.8%；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依然明显，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从2014年的19489元增长到2024年的31069元，消费差距从2014年的11585元增长到2024年的15277元，二者差距较大；2024年，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支出（3928元）约为农村居民（2144元）的1.8倍，差距小于收入差距（2.3倍），若缩小城乡差距，全国精神文化消费总量将会进一步跃升 注。

在消费支出结构方面，只有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精神文化消费潜能才能充分释放。有研究通过对比美国、日本、韩国三国消费结构后得出，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通常会促进服务消费跃升；当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后，消费结构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来自服务消费的快速增长；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后，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超过40%（最高可达50%），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当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并趋向30000美元过程中，消费结构趋于平稳[16]。从发达国家消费结构升级经验来看，服务消费不断提升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现。2023年，美国的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达到66%，日本、法国和英国的这一比例均接近60%，德国为50%[17]。

我国人均GDP在2019年突破了10000美元，2024年达到13460美元；2013—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从2013年的18311元上升到2024的41314元，年复合增长率约为7.6%，人均消费支出从13220元上升到2024年的28227元；其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从2013年的5246元上升到2024年的13016元，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的46.1%，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从恩格尔系数来看，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2013年的31.2%下降到2024年的28.8%，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2013年的34.1%下降到2024年的32.3% 注。这表明，中国居民消费已不再是以保证基本生活为主的物质消费，而是扩展到涵盖教育培训、健康管理、文化娱乐、旅游等各个环节的生活性服务消费。表1显示了2013—2023年我国服务消费支出结构，其中教育、旅游、文化娱乐体育等精神文化消费是服务消费的核心构成。从图1可见，我国精神文化消费近十年来总体呈增长趋势，其中旅游消费占服务消费的比重显著攀升，但是教育、文化娱乐体育消费占服务消费的比重自2019年后总体出现缓慢下降趋势，这反映出近年来我国改善型服务消费增长乏力，亟须扩大增长空间。

在区域层面，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理位置以及区域文化差异显著，因此也产生了不同的精神文化消费结构。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了精神文化消费的层次。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精神文化消费科技含量更高，而且可供选择的精神文化项目更丰富。高收入消费者在满足自身生存消费需要后，更倾向于满足发展型、享受型的精神文化消费。相比之下，经济欠发达地区则以传统精神文化消费项目为主。另一方面，各地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不仅催生了不同的文化消费活动与习惯，也是形成差异化精神文化消费结构的关键因素。一些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不同地区居民文化消费的边际倾向存在差异。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文化消费收入弹性最低，居民更趋向于发展型与享受型文化消费，文化产品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居民文化消费收入弹性大于1，收入水平仍然是决定其文化消费水平的关键因素[18][19]。

图1 2013—2023年我国服务消费支出结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整理。

表1 2013—2023年我国服务消费支出结构（占支出比重）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整理。

需要强调的是，教育水平直接影响消费者对文化产品内涵的感知与价值判断，通过文化资本积累提升符号解码能力，是精神文化消费力的底层支撑。有研究发现，教育转变了人们文化消费观念，精神文化消费力也随之提高[20]。文化供给水平和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对精神文化消费力的提升也具有显著影响。教育支出与精神文化消费具有门限效应，对于教育支出在591.5元以下的居民，教育支出对其文化消费存在挤出效应；对于教育支出超过591.5元的居民，教育支出则对精神文化消费存在正向溢出效应[21]。超过一定门槛的教育支出，会带动研学、艺术培训等发展型教育消费增长。

2.不同代际群体的消费需求。

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加速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代际差异现象显著，主要体现在不同代际群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西方代际理论按照出生年份将人口划分为沉默的一代（1928—1944年）、婴儿潮一代（1945—1964年）、X世代（1965—1979年）和Y世代（1980—1998年）。相比之下，我国对应的代际群体为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例如21世纪最初十年，中国社会的80后、90后以及欧美社会的Y世代（千禧一代），因成长于互联网时代而形成与前辈鲜明不同的观念和行为方式[22]。波士顿咨询调查报告 注显示，我国当前总人口的80%是由四个世代（婴儿潮一代、X世代、Y世代、Z世代）构成，其中X世代（大致对应我国60后、70后）和Y世代（大致对应我国80后、90后）人口数量和总收入占比均较高，并且四个世代消费者成长时期的经历迥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群体记忆、价值取向和消费偏好。在精神文化消费上，不同代际群体的消费需求存在明显差异，对精神文化消费力产生异质性影响。

90 后、00后群体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其精神文化消费深受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影响，他们成长于信息爆炸的时代，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追求个性与自我表达。在精神文化消费方面，他们展现出强大的消费意愿和独特的消费偏好。精神文化消费需求趋向于情绪价值主导、圈层符号消费、虚实融合体验，因此会遵循“过程优于结果、即时感受优于延迟满足”的原则，会“因爱买单”表现出冲动消费倾向，是情绪价值消费的主力军[23]。比如，作为盲盒、手办等潮玩消费的主力军，90后、00后将文化消费视为社交货币和身份标识。2023年我国潮玩产业市场规模达600亿元，预计2026年突破1100亿元，其中泡泡玛特2024年营收同比增长106.9%，毛绒品类收入激增1289% 注。他们还通过对国潮与传统文化进行“符号化再造”，实现文化自信的表达。例如，汉服、非遗文创、国风游戏成为90后、00后的热门消费领域，马面裙、三星堆黄金面具雪糕等文创产品火爆市场。

80后群体处于事业上升期和承担家庭责任的重要阶段，收入快速增长，他们在精神文化消费上需要平衡家庭责任与自我需求，精神文化消费需求趋向于健康与疗愈导向消费、文旅融合与知识消费、传统与现代折中消费，消费偏好凸显社交化和泛娱乐化，精神文化消费支出占比大幅度提升，追求理性、健康、多层次的精神文化消费。比如，在健康疗愈上，80后更加关注自身健康。中式养生、户外运动成为他们消费的主流，2024年我国户外运动线上消费人次达2亿，消费总额超3000亿元 注。在社会文化环境方面，80后常带领家人前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等文化场所，既实现了文化认同，又促进了亲子互动。同时，他们更倾向于为知识付费，如线上健身指导服务、职业技能课程等。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消费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更好地应对工作和生活中的挑战，追求实用性与性价比的平衡。

70 后群体经历了社会的变迁和经济的起伏，处于收入高峰期，相比其他代际群体消费能力最强，但消费观念相对务实。对传统文化形式仍有较强依赖，但也逐渐接受新媒体。他们往往拥有较强的消费潜力，尤其是中高收入群体。随着子女独立、闲暇时间增多，他们对旅游、文化娱乐、健康养生等领域的消费投入显著增加，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偏向于实用性、休闲放松和社交维护，追求高品质高附加值娱乐消费。波士顿咨询调查报告显示，与Z世代喜爱虚拟社交不同，X世代更希望在线下社交中彰显身份，寻求与群体的匹配，促进社会关系维护，比如，X世代是高端茶室、下午茶的主力客群 注。在数字消费方面，70后更关注实用性内容。他们会在知识付费平台上购买健康管理、职业技能等方面的课程，以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工作能力。

50、60后群体成长于相对传统的社会环境，消费习惯上崇尚勤俭节约，人均精神文化消费水平总体偏低，对价格敏感度高，线上消费参与率低。他们在精神文化消费上更依赖传统媒介，追求休闲养老和情感陪伴，精神文化消费需求趋向于依赖传统媒介、旅居养老、兴趣社交和情感陪伴，追求“享老型”消费。例如，契合银发族“健康+休闲”的精神消费需求，旅居康养行业参与人数从2017年的5026万人次增至2024年的9662万人次；“银发俱乐部”也展现出强劲动能，2019至2024年我国中老年消费市场规模逐年扩大，占消费总量的比例从34.5%升至38.4%，反映出中老年消费从“生存型”转向“品质型”的消费观念跃迁 注。

3.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对精神文化消费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思潮和传统文化复兴上。在社会思潮方面，一些研究认为消费主义思潮带来了部分青年精神文化消费的异化，如部分大学生在“双十一”购物中表现出攀比消费、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24]。有研究发现消费主义盛行带来了精神文化消费结构的改变，主要体现在旅游消费上[25]。网红打卡成为旅游消费的主流，表征着旅游产品开发逐渐强调文化和符号意义。在消费主义影响下，人们的审美变成了可资本化的对象，影响着大众审美品位和艺术生产的建构，导致文艺生产过度资本化、商业化和娱乐化倾向[26]。因此，学者提出要加强对精神文化消费的引导，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消费文化体系，继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消费文化，反对极端享乐主义和奢靡腐败之风[27][28]。

在传统文化基因传承上，国潮消费逐渐成为当下文化消费的突出现象[29]。国潮消费除了经济效用理性，更关系到认同忠诚、符号重构和文化选择，是一种具有“社会参与感”的消费，主要驱动力来自文化自信的提升[30]。例如，相关数据显示，故宫文创产品近年销售持续火爆，推出涵盖文具、服饰、美妆、数码配件等产品，通过“故宫跑”等文化热点营销、新媒体传播及跨界联名合作，将历史文化符号转化为日常消费对象，拉近了青年人与传统文化的距离。

（二）精神文化消费场景范式变革

新消费时代的深刻变革，正深刻驱动着精神文化消费领域发生一场由技术革命与文化创新共同催生的范式变革。精神文化消费新场景作为这一变革的集中表征，代表了一种以文化基因为内核、以科技赋能为关键支撑、以体验升级为价值导向的系统性与集成化新型消费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大数据等前沿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资源及地方特色文化进行创造性解构与创新性重组，从而彻底重构消费者与文化内容的交互关系，推动消费体验实现从单向、静态接受向多维、动态、深度沉浸的根本性跃迁。这一新范式的发展动力根植于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并通过多业态的跨界集成与虚实空间的深度耦合，不断催生带动性强、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形态。系统理解精神文化消费新场景，需深入剖析其概念内核，厘清其基于技术介入深度与产业融合广度的差异化实现路径，并提炼其支撑运行与价值创造的核心共性特征。

1.精神文化消费新场景内涵。

在新消费时代背景下，精神文化消费新场景作为一种新型消费范式应运而生。其核心在于以文化基因为内核，依托技术革命与文化发展的同频共振效应。它并非简单的消费场所，而是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与新产品的系统性集成，是包含业态、产品、服务和环境要素在内的立体化集成体。其本质在于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大数据等前沿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资源及地方特色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解构与重组，进而实现从过去单向、静态的文化传递，向多维、动态、沉浸式交互体验的范式跃迁。

这一新型消费范式的核心驱动力源于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一方面，以互联网、智能设备、5G等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为文化内容的数字化呈现和传播提供了无限可能，推动消费走向智能化、数字化与个性化；另一方面，新技术催生了新媒体，新媒体孕育了新文化，新文化则带来了全新的消费需求与消费结构。这种融合发展打破了传统业态的界限，将街区、景区、商业中心、餐饮、文化演艺、体育赛事等多业态进行系统性集成，并借助数字技术实现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线上渠道与线下体验的深度耦合，由此催生并塑造了一批带动性强、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

在此场景中，消费体验被彻底重塑。消费者角色实现了从被动观看者向积极参与者（即“人在戏中游”）的身份转变。通过构建沉浸式叙事环境，消费者得以在物理与虚拟空间的穿梭中深切感知文化内涵；借助先进技术手段对文化遗产进行高精度还原与创新性再创作，消费者能身临其境地参与文化叙事，感受文化魅力。技术手段的应用，有效地将传统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震撼的视听盛宴和深度沉浸式体验，显著提升了消费者的参与感、新奇感。

由此可见，上述技术赋能的文化消费实践，其终极旨归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别是顺应“新生代”消费者对个性化、体验式消费的强烈诉求。通过构建智慧化的消费生态体系，提供兼具高品质、高科技含量与高文化价值的产品与服务，精神文化消费新场景不仅成为培育消费新增长点与释放内需潜力的关键路径，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它通过消费侧升级倒逼供给侧结构优化，进而服务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更高维度的战略目标。

2.精神文化消费新场景类型。

在新消费时代背景下，精神文化消费的创新发展呈现出系统性演进特征。依据技术介入深度与产业融合广度的差异化配置，可梳理出三种相互关联且具有范式意义的场景类型：虚拟原生型场景、实体增强型场景与产业融合型场景。这些场景共同推动了精神文化消费范式的深刻变革，标志着消费的核心逻辑正从对物质功能的满足，战略性地升级为对精神文化体验、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的深层次追求。

第一，虚拟原生型场景。

其核心在于运用VR、AR、人工智能及三维建模等数字技术，构建突破时空边界的纯数字文化场域，实现文化基因的深度活化与重塑。这条路径的本质是将稀缺的文化遗产进行高精度数字化，并通过互联网平台向全球传播，让文化得以“活”起来并被广泛传播。其典型代表为甘肃敦煌莫高窟的数字化探索。“寻境敦煌”数字展厅，通过VR技术实现洞窟结构的多维探索与壁画情节的交互参与，完成从静态观看到动态叙事的范式跃迁；而“数字藏经洞”项目则借助多媒体交互设计构建沉浸式认知空间，显著提升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播效果。此路径的价值不仅在于保护了文化遗产的原真性，更在于它以可触、可感的全新艺术形式，再现了厚重的文化内涵，通过数字化传播与体验，让古老的文化在数字世界中获得了新生，为全球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第二，实体增强型场景。

实体增强型场景呈现技术赋能的空间升级路径，它以现实的物理空间为基础，借助声光电特效、3D投影、智能化舞台装置与物联网等技术，将传统的文化场所、自然景观或商业街区升级为充满叙事性、互动性和体验感的智能场域。其创新焦点在于构建“人景互嵌”的智能场域，典型案例包括南京“秦淮·戏院里”对夫子庙景区的重构：通过植入角色沉浸式叙事模式，使游客在《上元灯彩图》历史场景中获得具身体验。在自然与民族文化资源富集的地区，此路径同样大放异彩。例如，张家界“天门狐仙”实景演艺以自然山水为基底，实现声光电技术与文化叙事的有机融合；湘西凤凰古城与芙蓉镇则运用3D投影技术在建筑载体重构文化叙事，成功打造夜间经济消费场景。该路径本质是基于现有文化资产进行科技赋能，激活其潜能，在延长消费时段的同时实现体验维度的立体化拓展

第三，产业融合型场景。

产业融合型场景是综合性与系统性的场景创新模式。它超越了单一的技术应用或场景改造，致力于将文化、旅游、商业、体育、康养等多个产业进行深度有机融合，形成一个全新的、自我强化的消费生态系统。此路径的核心在于通过跨界整合，创造出全新的业态形态与内容产品，打通文化价值的生产与消费闭环，构建起富有地方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例如，成都的“东郊记忆”便是一个标志性案例，它保留了老工业区的历史遗存，并通过创意改造，成功地将国潮文化、品牌首店经济、艺术展览、音乐节、潮流零售与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全天候消费场景集群，成为一个集文化、艺术、商业、旅游于一体的时尚产业新高地。长沙的“超级文和友”亦是如此，它以餐饮为切入点，高度还原了20世纪的市井风貌，将美食、文创、零售等业态整合为一个具有强大IP属性的文化体验空间，实现了从“吃好饭”到“吃有故事的饭”的消费升级。这些场景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不再是单一功能的消费场所，而是通过多业态的系统集成，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高品质的综合性体验，满足了个性化与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从而构筑起强大的市场吸引力与持续的经济增长动能。

3.精神文化消费新场景特征。

在新消费时代背景下，精神文化消费新场景已成为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引擎。其核心特征主要体现在业态跨界融合、体验沉浸化、运行数字化、价值个性化四个维度，共同构建了新型消费范式的基础框架。

第一，业态跨界融合是精神文化消费新场景形成的基础前提。

它标志着传统商业领域间清晰的边界被打破，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商业形态与文化元素实现了深度、有机的渗透与重组。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一种基于价值链、供应链和消费链的系统性再造，旨在创造出全新的、超越单一业态局限的复合型消费空间。通过将文化、艺术、科技、旅游、零售、餐饮等原本独立的业态进行创新性整合，催生出具有高度话题性与吸引力的新业态，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消费的可能性边界。这一特征直接回应了新消费时代下消费者对于消费内容丰富性和多元性的诉求，通过场景创新，将单次文化消费行为转变为一种可延伸、可探索的综合性生活方式体验，为市场提供了持续的创新动力。典型案例中，成都“火锅巴士”整合餐饮、交通与城市观光等业态；重庆九街从餐饮街区升级为夜经济综合体；长沙“超级文和友”则通过市井场景重构，实现餐饮与文化IP的深度绑定。这种融合将离散消费环节转化为价值共生的生态系统。

第二，体验沉浸化是精神文化消费新场景吸引并留住消费者的关键手段。

在业态跨界融合所搭建的物理与内容框架之上，新场景着力于营造一个能够调动消费者全部感官、引发其情感共鸣的全方位体验环境。它追求的不再是单向度的信息传递或商品交换，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叙事线索、环境氛围、互动环节以及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引导消费者从被动的旁观者转变为场景故事的积极参与者和共同创造者。这种“身临其境”的深度体验，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消费过程的趣味性和娱乐性，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建立起消费者与场景之间强烈的情感联结，从而显著提升消费黏性与品牌忠诚度。体验的沉浸化本质上是对消费“过程价值”的深度挖掘，它把文化内涵从抽象的符号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的具身体验，使精神文化的消费过程演变成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价值实现形式。

第三，运行数字化是支撑精神文化消费新场景得以高效、精准运作的技术驱动。

无论是实现复杂的业态融合，还是营造高品质的沉浸式体验，都离不开强大的数字技术的底层支持。运行数字化体现在两个层面。在对内层面，它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优化场景内部的运营管理与资源配置，实现对消费需求的精准预测、对服务流程的动态调整以及对运营成本的有效控制。在对外层面，它革新了消费者与场景的交互方式，通过移动应用、VR、AR等数字化触点，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无缝消费闭环，极大地提升了消费的便捷性与个性化程度。可以说，运行数字化是连接场景供给与用户需求的智能中枢，它不仅保障了新场景在物理世界的稳定呈现，还在线上虚拟空间中延展了场景的生命周期与价值空间，使其具备了持续迭代与自我优化的能力。

第四，价值个性化是精神文化消费新场景满足新时代消费者需求的目标指向。

在前述三个特征的共同作用下，新场景最终致力于从标准化、大众化的供给模式，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高度定制化的价值创造模式。在新消费时代，消费者进行精神文化消费的目的，已远超基本的娱乐或社交需求，更多地承载了自我表达、身份认同、社群归属与个人成长等深层次的个性化价值诉求。因此，新场景必须提供足够灵活和开放的平台，允许消费者根据自身的兴趣、偏好乃至瞬时情绪，来自由选择、组合和定义自己的消费内容与体验路径。这种价值的个性化，使得每一次消费都成为一次独特的、具有鲜明个人烙印的“作品”，从而赋予消费行为本身以更深刻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它标志着消费范式的根本性转变——从“物”的消费转向“人”的消费，从满足需求转向成就自我。

综上所述，业态跨界融合、体验沉浸化、运行数字化与价值个性化这四大特征，共同构成了精神文化消费新场景的完整逻辑闭环。业态融合创造了新供给，沉浸体验强化了新连接，数字运行提供了新动能，而个性价值则定义了新目标。它们共同作用，系统性地塑造了一种充满活力、不断演进的新型消费范式，为在新时代背景下持续激发精神文化领域的市场活力与创造力，提供了清晰而明确的实践路径。

三、新时代精神文化消费力的提升策略

提升精神文化消费力需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核心，通过政策引导、供给创新、技术赋能、空间联动与环境优化的多维度协同，让精神文化消费既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又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

（一）构建政策协同机制，夯实精神文化消费制度基础

精神文化消费的高质量发展需以制度为保障，通过政策创新打破体制机制障碍，形成“顶层设计—中层衔接—基层落地”的全链条支撑体系。一是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强化政策导向性与可操作性。一方面，构建多层次政策框架。因地制宜制定促进精神文化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明确财政、税收、金融等配套政策。例如，对文创企业实施增值税减免，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给予专项债支持，为农村文化消费网点建设提供补贴。设定区域差异化发展目标，东部地区侧重品质提升，中西部地区侧重规模扩张，逐步缩小区域梯度差异。另一方面，健全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标准与监管体系，针对精神文化消费领域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等问题，制定相关标准，规范文创产品、数字文化服务等领域的生产。建立全链条消费保护机制，整合市场监管、文旅、网信等部门力量，打击盗版侵权行为，如对网络文学盗版网站进行专项整治，保障创作者权益。同时，构建文化消费信用评价体系，对守信企业给予政策倾斜，对失信主体实施行业禁入。二是推动“文化+”融合政策落地，建立区域协同机制。一方面，加大跨界融合政策引导力度。实施“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教育”等融合工程，通过政策激励促进业态创新。例如，对文旅景区引入VR/AR技术的项目给予最高30%的资金补贴，推动文物“说唱”等数字场景普及；在学校开设非遗体验课程并将其纳入义务教育实践学分体系，带动非遗产品消费下沉；通过政府采购服务的方式，支持互动式演艺空间、数字艺术展览等新场景在社区、商圈落地。另一方面，加强区域协同政策设计。针对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精神文化消费差距，建立东中西部文化消费协作机制。例如，长三角地区与西部地区开展对口帮扶，通过“文化资源共享平台”输出优质内容，如将上海博物馆的数字展览资源同步至云南、甘肃等地；对跨区域文化类企业给予税收优惠，鼓励东部地区文化企业在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平衡资源分布。

（二）优化精神文化消费供给，提升精神文化消费的核心价值

精神文化消费供给侧的质量与多样性直接决定精神文化消费潜力的释放，需从“生产导向”转向“需求导向”，以优质内容回应消费升级。一是挖掘传统文化价值，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一方面，将传统文化IP进行现代解构。以“老文脉”为根基，注入时代精神，打造兼具文化内涵与市场吸引力的产品。如《哪吒之魔童闹海》通过“单个镜头打磨超三年”的工匠精神，将传统神话转化为当代青少年共鸣的叙事，最终登顶影史票房，印证了品质化创作的市场价值；设立“传统文化创新基金”，对符合现代审美的改编项目给予资助，鼓励更多如“天宫藻井冰箱贴”“曹县汉服”等文创产品涌现，体现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融合潜力。另一方面，将非遗与民俗文化进行经典传承。设立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支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企业合作开发消费产品。例如，苏州刺绣与服装品牌联名推出高端服饰，景德镇陶瓷结合现代家居设计开发茶具套装，让非遗从“展览品”变为“消费品”。二是强化分层供给，适配多元需求。一方面，针对新消费群体的个性化供给。Z世代以悦己消费、兴趣驱动、情绪价值追求和圈层认同为核心，更注重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可契合其需求增加国潮、二次元、沉浸式体验等文化产品供给。另一方面，面向城乡的普惠性供给。农村居民精神文化消费相比城镇居民仍有一定差距。需推动“文化下乡”提质升级，如对数字阅读设备给予专项补贴后投放至农村书屋，降低数字阅读门槛；组织“流动博物馆”“乡村戏台”等活动，以低价或免费方式提供基础文化服务，培养消费习惯。三是提升数字文化产品质量，规范新业态发展。一方面，加强数字内容的精品化创作，引导平台从“流量优先”转向“质量优先”。例如，支持网络文学平台设立“现实主义题材创作计划”，遏制低俗内容，增加如《大国重工》等兼具思想性与可读性的作品供给；对网络剧、短视频的优质创作者给予税收减免，鼓励如《中国奇谭》等动画短片的精品化制作。另一方面，推进技术赋能下的体验升级。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VR等技术提升数字消费体验：如阅文集团推出“AI语音伴读”功能，为视障用户提供服务；文旅平台开发“虚拟旅游”产品，用户可通过VR设备沉浸式游览。

（三）以数字技术赋能，拓展精神文化消费新场景

数字技术是打破时空限制、创造增量市场的核心动力，需推动技术与文化深度融合，催生新型消费场景。一是加快文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推动数字文化平台普惠化。搭建“全国文化资源共享云平台”，整合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的数字资源，实现“一云多端”访问。例如，国家图书馆的古籍数据库向公众免费开放，敦煌研究院的“数字藏经洞”通过手机APP即可体验，降低消费门槛。针对农村地区，推进“数字文化驿站”建设，配备VR设备与高速网络，让农民足不出村即可参与线上展览、远程艺术培训。另一方面，提升智能终端的普及应用。鼓励企业开发适老化、轻量化的文化消费终端，如为老年人设计简易操作的“戏曲点播盒”，预装京剧、越剧等内容；为儿童开发“AR文化卡片”，扫描即可观看历史故事动画。在艺术品交易、数字藏品等领域试点应用区块链技术、非同质化代币（NFT）技术等，如推出“故宫数字藏品”NFT，吸引年轻群体收藏。二是培育数字精神文化新场景，释放消费潜力。一方面，促进元宇宙与虚拟场景消费发展。通过文旅元宇宙示范区，将实体景区、文化场馆转化为虚拟空间。例如，西安兵马俑推出“元宇宙考古”项目，用户可通过VR设备参与虚拟挖掘，获得个性化数字纪念品；ChinaJoy元宇宙展打造虚拟展厅，让无法到场的观众在线互动。另一方面，引导AIGC驱动内容创新，规范人工智能在文化创作中的合理应用，如利用AIGC生成个性化旅游攻略。

（四）强化空间与群体协同，扩大精神文化消费覆盖面

精神文化消费的高质量发展需兼顾区域均衡与群体公平，通过空间联动与分层服务，让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共享文化成果。一是推动区域精神文化消费协调发展。一方面，建立东中西部文旅资源互补机制。建立“文旅消费对口支援清单”，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输出人才、技术与管理经验，中西部地区则提供特色文化资源，如云南向浙江提供傣族剪纸素材，用于文创设计。针对东北地区，可依托工业遗产打造“文化创意园区”，如将沈阳铁西工业区改造为艺术区，吸引文旅消费。另一方面，推进城乡文化消费一体化。实施“城乡文化结对工程”，城市剧院、美术馆与乡村文化站建立合作，如乡村非遗项目走进城市展览；推动“文旅消费券”城乡通用，农民可凭券在城市书店、影院消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二是聚焦重点群体，提升精神文化消费能力。一方面，培育青少年精神文化消费习惯，如在有条件的中小学开设文旅研学课，组织参观博物馆、体验非遗制作；针对Z世代偏好，开发“国潮研学旅行”产品，如“丝绸之路青年研学营”，结合历史探访与数字打卡，增强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激活老年群体精神文化消费。推出适老化文化服务包：社区开设“银发课堂”，教授智能手机使用与数字阅读；剧院设置“长者专场”，提供折扣票与无障碍服务；开发“怀旧文化产品”，如老电影修复版、经典戏曲CD，满足老年人情感需求。

（五）培育多元主体与专业人才，完善精神文化消费支撑体系

市场主体的活力与人才的专业性是精神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石，需培育多元主体，构建多层次人才梯队。一是壮大文化企业梯队，提升市场竞争力。一方面，培育文化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支持头部企业整合资源，打造跨国文化集团，如鼓励影视公司、出版集团合并重组，形成“创作—发行—衍生”全链条能力；对年营收超一定规模的文化类企业，给予国际市场开拓补贴，助力其海外市场布局；对专注于非遗文创的小微企业，提供税收“三免三减半”优惠，培育更多细分领域冠军。另一方面，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供给。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市场化运营”模式，鼓励社会组织、民营企业参与公共文化设施运营。例如，引入专业公司管理社区文化中心，提供付费课程与公益活动结合的服务。二是构建“文化+”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一方面，定向培养“文化+”专业人才。高校可开设“文化消费策划”“数字文化技术”等专业，建立“校企联合培养基地”，如与腾讯公司、博物馆合作，定向培养数字文创人才，学生在校期间即可参与实际项目。针对非遗传承断层问题，实施“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研修计划”，给予相应的生活补贴与创业支持。另一方面，储备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能力的人才。推出“文化产业国际人才计划”，引进海外编剧、导演、策展人等高端人才，给予工作签证与税收优惠；组织文化企业高管通过定期交流访学等方式学习国际IP运营经验。

（六）优化精神文化消费环境，提升精神文化消费可持续性

精神文化消费环境的安全保障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是提升精神文化消费力的坚实保障，需从监管、维权、国际传播多维度发力。一是完善精神文化消费市场监管与维权机制。一方面，建立全链条监管体系。设立“文化消费信用档案”，对企业的虚假宣传、盗版侵权等行为实行“黑名单”制度；利用大数据监测网络文化内容，对低俗、违法信息快速处置；针对新型消费形态，如元宇宙虚拟商品、数字藏品，明确产权归属与交易规则，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设立“文化消费维权快速通道”，对演出退票、文创产品质量纠纷实行“7天无理由调解”；开展“文化消费教育进社区”活动，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知识，引导消费者拒绝盗版。二是推动精神文化消费“双循环”。一方面，深耕国内大市场，释放内生潜力。实施“文化消费提振计划”，如在重要节假日推出“文化消费周”等活动；鼓励地方政府举办特色文化节，如洛阳牡丹花会、成都国际非遗文化节，带动餐饮、住宿等关联消费。针对低收入群体，给予一定文旅消费补贴，为困难家庭提供博物馆年票、图书借阅卡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另一方面，拓展文化国际市场，提升中国软实力。对出口额超过一定规模的数字文化产品给予退税优惠；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向“走进去”“走上去”升级，如《三体》海外出版、《原神》游戏融入中国美学元素，实现文化与市场双重输出。

四、结语

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精神文化消费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支撑、创新引擎与价值纽带，通过释放内需动能驱动文化产业升级，通过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筑牢文化根基，通过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增强文化自信，最终为强国建设提供深层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是精神文化消费力的理论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消费理论是精神文化消费力的最直接的理论意蕴。提升精神文化消费力是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经济和教育基础决定了消费主体的购买力和解码能力，不同代际的消费需求对精神文化消费力具有异质性影响，社会文化环境对精神文化消费力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社会思潮和传统文化复兴上。随着数字时代到来，新一代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精神文化生产的创作逻辑、精神文化消费的体验范式、精神文化传播的辐射路径。在新发展阶段，提升精神文化消费力需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核心，通过政策引导、供给创新、技术赋能、空间联动与环境优化的多维度协同，让精神文化消费既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又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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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王燕，范和生.Z世代“国潮消费”的发展脉络、类型与动因[J].中国青年研究，2024(11):12-20.

[30]刘能.结构性变迁、消费社会化和政治消费主义：也谈国潮消费现象[J].新视野，2023(5):74-82.

注释

(1)数据来源：《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898704.html;《2024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1/t20250117_1958325.html。

(1)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2024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1/t20250117_1958325.html。

(1)数据来源：《BCG消费者洞察智库：2023中国未来消费者报告：世代篇》，https：//media-publications.bcg.com/CCI-report-Chinese-Consumers-of-the-Future-Generation-Shifts-Mar-2023-CHN.pdf。

(2)数据来源：《消费动机迭代释放新经济增长潜能五大新消费赛道活力奔涌》，http：//city.ce.cn/yw/202507/t20250708_2353443.shtml。

(3)数据来源：《深化融合激发新动能推动体育产业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https：//www.sport.gov.cn/n20001280/n20067608/n20067635/c28739031/content.html。

(1)数据来源：《韧性犹在，各有千秋：中国消费者代际变迁》，https：//media-publications.bcg.com/CCIreport-Chinese-Consumers-of-the-Future-Generation-Shifts-Mar-2023-CHN.pdf。

(2)数据来源：《户外、银发、潮玩、宠物赛道竞相出彩，新消费半年报利好多多》，https：//cnga.org.cn/cngahtml/xwzx/hygc/20250708/1300.html。